创新影响了银行风险承担吗?——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银行内部创新因素和外部创新环境引入银行风险承担研究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创新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型"的关系,适度创新能够弱化银行风险承担,过度创新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创新对非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五大行仅具有当期效应。外部创新对五大行具有当期和滞后的双重影响,而对非五大行的当期影响不显著。企业还款能力、银行贷款质量和创新资产规模是创新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中介机制。此外,五大行对创新的敏感性小于非五大行,五大行可接受的创新区间大于非五大行。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是否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以及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我们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1～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对风险承担经济后果的检验发现,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管理者过度自信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作用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同时,我们也为风险承担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本文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的管理者聘任决策以及对企业应重视风险性项目的投资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契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债务契约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达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代理成本在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契约期限异质性、经理管理防御与管理层持股在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2014—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可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而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此外,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通过"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降低总代理成本和第一类代理成本—股价崩盘风险水平降低"的路径来实现.最后,研究发现当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和融资约束较高时,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具有替代效应,而与分析师关注度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等治理因素具有互补效应.研究为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说明了我国资本市场这一特色体制的有效性.     

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本文考察了董事来源异质性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对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讨论。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来源异质性程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国有所有权性质以及高市场竞争程度均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这种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水平与公司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董事来源异质性较低的上市公司更为突出。本文研究表明,董事来源结构会显著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董事来源集中对风险承担水平乃至公司价值存在积极的影响。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研究

尽管相关实践调研表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但理论上尚未进行验证。本文选取已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27家样本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因素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对更强,企业年龄有利于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GDP增长率会降低风险承担能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水平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有一定影响,中心建设水平越高,其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越显著。     

流动性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监管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流动性监管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机制,发现流动性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取决于资产端和负债端中介效应的净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51家商业银行为样本,运用断点回归模型检验流动性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提高流动性监管要求,短期内会显著降低银行单位资产盈利能力,进而加剧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但长期会提高银行单位资产盈利能力,进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流动性监管要求与银行单位资产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即提高流动性监管要求在长期会提高资产回报率,进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流动性监管对银行负债融资成本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流动性监管主要通过资产端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期权激励与企业并购行为

本文以2006年至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授予高管的期权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并购规模。缓解代理问题和提升风险承担是潜在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表明,激励对象异质性会影响期权激励的效果,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倾向和并购规模的提升作用在管理者年龄较高、管理者任期较长以及管理者相对薪酬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此外,期权激励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最后,本文还发现期权激励提升了企业并购的财务业绩。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有关期权激励效果方面的文献,而且对于理解企业并购行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

商誉泡沫已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隐患,然而关于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较少受到经验文献的关注。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2007-2014年间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商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并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商誉已成为企业承担较高水平风险的重要信号,公司拥有的商誉资产越多,其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应越高。进一步的考察发现,伴随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和企业成长性的提升,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显著增强。本文不仅丰富了商誉的经济后果文献,而且可为准则制定机构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优化投资者投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短期债务、商业信用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仅包括企业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两部分)两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商业信用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短期债务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将短期债务细分为短期债务比重高和比重低的两组,对比二者对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时发现,短期债务比重较低时,适当增加它的比重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当短期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限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随着短期债务比重的增加而降低;此外,研究还发现商业信用对短期债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状况,恰当安排商业信用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关系,形成合理的债务结构,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并充分发挥商业信用的调节作用,以降低企业风险。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降低银行贷款成本吗?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从声誉机制、政府偏袒效应两个维度探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贷款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同银行贷款成本呈现负相关关系,表现为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企业所承担的银行贷款成本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削弱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银行贷款成本的负相关关系。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资本与风险关系研究——兼论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影响

偿付能力监管的理论依据无疑是资本和风险之间的自然联系。本文采用我国财产险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我国财产险公司的资本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双向影响。研究发现,财产险公司资本比例与承保风险无显著相关关系,资本比例和投资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风险和资本比例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得资本变化不能适时反映风险变化,实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所期望的“风险-资本”互动机制尚未形成。我们还发现,偿付能力充足率对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偿付能力水平越高的公司倾向于追求更大的风险承担水平,会增加风险性资产的投资或者风险较高业务的承保。最后对我国保险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技术创新

本文从理论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并选取我国A股2011-2020年期间的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作用。     

资产证券化是否改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一个来自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2000—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资产证券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证券化业务的开展有利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下降。第二,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资产种类较多、规模较大以及盈利能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开展证券化业务会导致其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而资本充足率较高、流动性较强的商业银行从事资产证券化业务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下降。从研究结果看,中国商业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会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有利于其稳健经营。但从中长期看,中国未来的证券化业务规模将继续扩大,可能会导致标的资产信用级别降低。因此,监管当局应建立并规范证券化业务衍生链条以及信息披露机制,同时调整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权重,以规范其正常运行,防止与实体经济出现脱节继而造成业务运行空转。     

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

既有文献较少从银行视角关注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银行更有能力解读年度风险信息,银行利益也更直接受到年报风险信息的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更能体现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2008-2017年单笔银行贷款利率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说明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更符合趋同观假说。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即信息质量和风险是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银行贷款利率的不完全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组、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本文首次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助于丰富风险信息披露文献和银行贷款文献。     

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当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时,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会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高,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低。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商业银行须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合理把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外资持股比例,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内部董事声誉、制度环境与上市企业银行贷款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探讨上市企业内部董事声誉对其银行贷款的影响。以2003～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内部董事声誉对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声誉良好的内部董事的企业相对没有具备良好声誉的内部董事的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更多,期限更长,成本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该作用受到外在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越低的地区,声誉对银行借款的影响越显著,即声誉在外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可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4—2018年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所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激烈变化会增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内部控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