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冲击下中国货币政策的抉择——基于利率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平均投资倾向加权的资本边际产出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效率效应;另一部分是由资本边际产出加权的平均投资倾向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规模效应.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估计检验,实证表明,实际利率的投资规模效应几乎可以忽略,投资效率效应也非常低,上一年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很微小.因此,在中国利率政策还难以成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抑制通货膨胀还需依赖其他调控政策手段.     

利率调整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利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平均投资倾向加权的资本边际产出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效率效应;另一部分是由资本边际产出加权的平均投资倾向随利率变化所反映的投资规模效应。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估计检验,实证表明,实际利率的投资规模效应几乎可以忽略,投资效率效应也非常低,上一年实际贷款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很微小。因此,在中国利率政策还难以成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手段的情况下,抑制通货膨胀还需依赖其他调控政策手段。     

不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下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50个国家1997~2015年的年度数据,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分析了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下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汇率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表现为低汇率波动促进经济增长,高汇率波动抑制经济增长;第二,资本账户开放能够弱化汇率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且不同资本账户开放度存在异质性;第三,不同汇率波动幅度下,汇率波动与资本账户开放度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金融异质性、金融调整渠道与中国外部失衡短期波动——基于G20国家数据的门限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基于Hansen提出的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在构造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差额的短期外部失衡指标基础上,利用G20国家面板数据从国家间金融异质性视角检验了金融渠道调节外部失衡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代表金融市场结构差异的国内私营部门银行信贷/GDP、权益证券组合投资净流入/GDP和银行贷存比指标,及代表金融干预水平差异的总储备资产/GDP指标,会使金融渠道调节失衡产生门限效应,而代表金融开放度的指标在短期内门限效应不显著。这也是导致中美两国金融渠道调节失衡效果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中国应通过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降低对银行间接融资依赖、提升对外投资收益率、在保证充足调控能力基础上适当减少官方储备等,提升金融渠道调节外部失衡效用。     

住房市场过度投资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对住房投资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通过对我国2001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住房投资、非住房投资和总产出的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和两部门模型的建立、经验数据的模拟,其结果表明：（1）从长期协整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受住房投资增长影响强烈,并且住房投资对非住房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2）房地产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率平均约为其他部门资本边际收益率的20%,房地产过度投资明显。回顾宏观经济的运行,认为住房投资推动通货膨胀增长的机制仍然存在,建议提高房地产保有成本,从而降低房地产需求,结合金融市场改革,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     

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产出的非线性关系——基于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效应、实业资本空心化效应、负收入效应和储蓄效应等机制是导致房价与通胀、产出之间非线性动态关系的重要原因。运用门限模型对中国现实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房价对未来产出与通胀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当房价处于低增长阶段时,房价增长率对于通胀与产出产生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房价处于高增长阶段时,房价的这种影响效果不显著。(2)相对于线性模型,门限模型设定能够有效改善房价对通胀和产出的预测效果。因此,如果政策当局希望充分利用房价中所包含的关于未来通胀与产出的领先信息,进而实现"稳定通胀预期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之目标,则需将房价水平维持在低增长机制中。     

贸易壁垒会诱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生产成本的视角

本文通过构建一般寡头垄断均衡模型，分析贸易壁垒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只有当贸易壁垒超过两国生产成本之比时，才会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而且诱发效应在不同生产成本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壁垒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但是具有一定的门限效应。同时，两国边际成本比会对这种促进行为产生不同的调节效应。本文补充了贸易壁垒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对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利率的缘起、继承与发展

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并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投资项目评估中一般用社会利率取代市场利率,以适应其公益性强,社会效益高,成本回收期长的特点.社会利率缘起资本利率,不但继承了资本利率的净时间偏好和资本边际回报两大因素,并进一步发展,涉及新的价值领域,处理包含更复杂生产与分配过程及不确定性的问题,从而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社会利率的缘起、继承与发展北大核心SSCI

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并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投资项目评估中一般用社会利率取代市场利率,以适应其公益性强,社会效益高,成本回收期长的特点。社会利率缘起资本利率,不但继承了资本利率的净时间偏好和资本边际回报两大因素,并进一步发展,涉及新的价值领域,处理包含更复杂生产与分配过程及不确定性的问题,从而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基于DCC-GARCH模型的P2P网贷利率溢出效应研究

P2P网贷利率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价格体系核心,其溢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互联网金融发展演进影响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本文在系统回顾P2P网贷利率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文献基础上,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并构建多元DCC-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P2P网贷利率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动态关联关系。研究发现:首先,P2P网贷利率波动具有聚集性特征,相对较高的利率水平并未明显改善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融资困境;其次,Shibor基准利率对于P2P网贷利率与中债国债利率都具有引导作用,然而与中债国债利率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动态相关性更强,与P2P网贷利率仅存在单向溢出效应;第三,P2P网贷利率与中债国债利率动态关系不显著,表明我国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之间仍然存在着结构失衡与人为分割;最后,本文从健全外部监管体制、完善内部运营机制两个层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省际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31个省面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SSCI

明确省际经济与金融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中金融因素的促进作用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检验方法研究我国省际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关系,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我国大部分省份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并不相关,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名义利率没有完全自由化,实际利率影响储蓄进而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没有显现。各省的自发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说明各省的经济基础、技术、制度、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探析--基于甘肃省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

基于2005年-2014年甘肃省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对帕加诺模型作适当变换后,建立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村金融效率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村边际资本生产率、农村储蓄率和农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力由高到低依次为：农村储蓄率、农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农村边际资本生产率。     

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下通过开放经济下的拉姆齐模型在理论上得到了证券市场开放后的经济收敛速度要大于封闭时的经济收敛速度.进而对金砖国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证券市场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本国证券市场和允许本国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金砖国家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短期和长期同时存在,短期增长效应要大于长期增长效应2采用证券市场渐进开放模式的国家增长效应要大于采用激进模式的国家;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会对经济增长效应产生差异,股票市场活跃的国家相比股票市场欠活跃的国家在开放证券市场后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银行业发展水平、政府制度水平和投资环境水平对证券市场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未造成明显差异,这可能与选取的样本有关.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吸收能力的研究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其吸收能力相关,而金融市场是反映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金融市场吸收能力,FDI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直接效应,但借助金融市场功能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的促进效应,且净效应为正;在加入国内投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只有借助金融市场功能才能发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深化、适度市场规模与资本形成效率研究

从金融发展角度来看,在金融资本供给给定时,实际利率水平和金融体系本身的发展能否将其转化为有效投资,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本文经验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资本动态效率出现显著下滑,前期过度投资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是"银行主导、生产者导向"型结构,且长期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呈现"金融深化过度"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得银行贷款与政府消费具有"逆经济周期性",由此呈现银行信贷与经济增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我国股票市场滞后于经济发展,银行对私人贷款的市场化对股票市场造成"挤出效应"。且金融市场一定程度脱离实体经济,致使实际资本为逐利而流入金融市场,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非对称效应研究——基于LST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近年来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利率在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使用1996年至2013年的月度数据,采用LSTVAR模型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和差异以及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状态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非对称性。在经济增速较高的状态下,货币供应量调控的短期效果较为明显,而利率调控则具有长期的调控效果;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而言,相同的货币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增速状态下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相比在经济高增速状态下,利率冲击的通货膨胀效应在经济增速放缓状态下的效应相对较弱,而货币供应量的负向冲击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因此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利用利率手段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控,效果将更好。     

金融发展、汇改最优次序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118个经济体的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由金融发展、资本开放、汇率制度与产出增长组成的理论模型,选取世界上118个经济体1972-2016年的宏观数据,综合运用动态面板、面板门槛与面板IV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主要结论为:第一,在汇率制度弹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中,金融发展水平呈显著为正的调节效应;第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汇率制度弹性在资本项目开放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调节效应;第三,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外贸易开放度在汇率制度弹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为正的中介效应。借鉴历史发展经验,本文归纳出"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再开放浮动汇率,最后加强资本开放"的汇改最优次序,为我国克服汇率制度改革难点、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维持经济基本面稳定增长提出合理化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在政府财政支农、市场化进程下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门限效应。研究显示: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当其跨越门限点后,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确定情形下的货币、利率与内生经济增长

通过对消费和资本投入施加预付现金约束，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AK模型）下建立了一个封闭的货币经济体，并构建了以利率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在确定情形下，利率的改变会影响代理人的消费与投资，并进而对价格和经济总体的消费与投资产生影响，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以间接控制货币供给；当货币供给变化时，经济总体的消费与投资等变量也会发生变化，货币不是中性的；通过比较最优利率政策与Friedman法则，发现两者惟一的区别仅在于最初期利率的不同。     

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利率绝对和相对水平的变化与资金的重新配置 我国存在多个相互分割的利率体系。利率受到管制的国家（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这里假设其他金融市场的利率管制已解除,不再考虑非信贷金融市场上的利率管制）,金融市场往往都是以信贷市场（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市场并不发达（否则利率管制无效）。而且,在利率管制下,信贷市场往往也存在正规信贷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即存在两个运行机制不完全一致,又有一定联系的信贷市场利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