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房地产价格与金融系统稳定——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扩张在为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的同时,也积累了较多问题。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构建金融稳定指标,并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VAR模型对房地产价格、金融稳定与杠杆在不同经济状态下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稳定性、杠杆水平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状态的转变而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区制性特征,并且房价与杠杆的双向促进关系存在非对称效应。在目前杠杆高企、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推动经济会对金融系统稳定产生负向冲击。因此,应对房地产价格进行合理调控,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去杠杆、释放风险和市场出清。     

银行信贷、资产价格与债务负担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信贷约束下的单部门模型,本文从理论层面阐释了银行信贷、资产价格与企业债务负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采用有向无环图分析方法、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技术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债务水平不断上升并达到担保约束后,外部融资成本会相应上升,并压低资产价格,促使内生的担保约束进一步束紧,银行信贷也随之紧缩。根据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与杠杆率相比,债务负担比率对银行信贷和资产价格的波动具有更高的解释比例,这表明债务负担比率在衡量企业债务负担上更具有效性。因此,应尝试不同行业或地域内企业部门债务负担比率的计算与监测,这不仅有助于优化信贷结构,降低系统性风险,而且能够为我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企业去杠杆提供政策依据。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模型模拟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了环境灾害损失冲击对于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本文模型模拟的结果显示,环境灾害冲击会显著提升银行体系的违约率水平,同时伴随着企业融资溢价水平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活动的萎缩;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灾害损失冲击会导致银行违约率水平显著提升。且与理论分析一致,本文实证发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水平、企业的资本折损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在环境灾害影响银行违约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传导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灾害冲击及其导致的银行违约率上升还会降低银行的风险偏好水平,降低放贷规模和主动风险承担,并反作用于实体企业,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基于中国视角的环境物理风险研究,刻画了环境灾害损失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及其后续效应,为政策部门防范气候环境风险提供了借鉴。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杠杆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SVAR模型,从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四个杠杆维度研究了杠杆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发现短期四部门杠杆对房地产价格波动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内影响逐渐减弱,同时杠杆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在当前保持房地产价格稳定的过程中要避免杠杆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家庭部门杠杆对房价波动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这种影响的时滞性。     

房价波动、信贷结构与金融稳定——基于1998-2012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资产价格波动尤其是房价波动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直接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不稳定的态势,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本文构建了金融稳定指数与房价波动、股票市值的VAR模型,以探求资产价格波动与信贷结构、金融稳定的格兰杰原因,分析房价波动对金融稳定指数的影响幅度、速度,而经济增长和中长期贷款比例的提高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金融稳定状况。因此,政府当局应健全宏观审慎框架,采取适当的逆周期政策和建立适当的逆周期机制,采取渐进的、温和的、长期统一的政策,实现房价的软着陆,完善和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促进流动性水平的合理释放,发挥资本市场对于金融稳定的正面作用。     

中国金融稳定评估——基于31个省区市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在界定金融稳定基础上,编制了2008-202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宏观账面资产负债表、宏观可流动资产负债表和宏观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计算了反映四部门偿付能力、流动性水平、违约风险的关键指标,通过构建金融稳定指数,评估了四部门省级层面金融稳定水平,基于部门间违约集聚特征识别了系统重要性部门。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稳定水平经历了2008-2015年高涨回落和2015年以后稳定回升两个阶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并未显著影响中国金融稳定水平,显示出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抗击疫情措施的成效。地区间金融稳定水平差距较大;四部门金融稳定水平对经济增长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金融、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政府、金融、企业部门间金融稳定形成互相传导闭环,风险最终由金融部门传导至家庭部门;金融部门是风险集聚特征明显的系统重要性部门,应重点维护金融部门稳定,以稳住经济大盘。     

对我国货币金融形势的基本判断与政策建议

在扭曲的资金市场环境下,不论是总量性金融政策,还是结构性金融政策,都不能根本改变现有的金融资源错配现象。我国当前的静态风险储备较为充足,仍足以应对金融体系的损失,但在弥补损失之前,有必要通过市场调整,建立合适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我国金融市场已面临自我调整的压力,留给我国主动调整的时间已不多了。在资源已较充分使用的经济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是建立市场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经济转型所必需的。我国需要四类政策来平稳"去杠杆"过程。一是纠正市场上对政府和央行无限救助的预期,实施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金融体系的过度扩张。二是需要为实体经济"去杠杆"过程的兼并重组、失业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条件。三是为经济的新增长点、新的投资创造条件。四是要有切断金融调整以及应对经济"去杠杆"过程负面冲击的方案,包括社会稳定、扩大内需和金融风险化解的预案。     

杠杆率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来自中国债券市场自然实验的证据

杠杆周期理论表明,杠杆周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资产的质押率(相应地,杠杆率)上升会提高资产价格;由于杠杆率一般是内生的,所以在实证上一直很难确立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首次运用2017年1月到8月中国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数据,利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对同类债券的不同质押率规定的自然实验,对杠杆率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债券的可质押属性可以提高债券的价值,这验证了杠杆周期理论的预测,即杠杆率上升会使得资产价格上升。因此,杠杆率对资产价格有重要影响,是宏观审慎监管的一种工具,也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工具。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The real effects of bank distress: Evidence from bank bailouts in Germany

How does bank distress impact their customers' probability of default and trade credit availability? We address this question by looking at a unique sample of German firms from 2000 to 2011. We follow their firm-bank relationships through times of distress and crisis, featuring the different transmission of bank distress shocks into already weakened firm balance sheets. We find that a distressed bank bailout, which is subject to restructuring and deleveraging conditions, leads to a bank-induced increase of firms' probabilities of default. Moreover, bailouts tend to reduce trade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ultimately firms' sales. We further find that the 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the effects depends on firm qual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of banks.     

A Pyrrhic Victory? Bank Bailouts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

We model a loop between sovereign and bank credit risk. A distressed financial sector induces government bailouts, whose cost increases sovereign credit risk. Increased sovereign credit risk in turn weakens the financial sector by eroding the value of its government guarantees and bond holdings. Using credit default swap (CDS) rates on European sovereigns and banks, we show that bailouts triggered the rise of sovereign credit risk in 2008. We document that post‐bailout changes in sovereign CDS explain changes in bank CD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gregate and bank‐level determinants of credit spreads, confirming the sovereign‐bank loop.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房价调控、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

在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背景下,房价调控能否使资本流向非房地产部门？房价调控如果触发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宏观政策应如何应对？本文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特征事实,引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联系起来。研究表明,由于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贷款筹集收入,房价管控导致的地价下降会带来地方政府收入的下降,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不出现违约,那么房价管控带来的地价下降会降低地方政府从金融部门获得的抵押融资额,使非基建部门的融资成本下降,非基建部门投资和产出上升。而如果调控房价带来的地价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金融部门资产受损,使金融中介减少贷款和提高贷款成本,带来整个社会的信贷紧缩,经济中各个部门的产出大幅下降。进一步的政策分析表明,有必要在避免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同时,使用财政资金补充银行资本金等多种方式稳定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将房价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总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搭配——基于结构性去杠杆视角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34类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识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对结构性杠杆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应对效应的特征事实:信贷偏向的存在导致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杠杆变化呈现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所产生的结构性杠杆现象因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而异,传统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解决结构性杠杆问题。为更深入理解这一现象以及结构性去杠杆下货币政策最优选择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信贷配置偏向特征、企业杠杆结构变化特征、总量型与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特征的DSGE模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量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的宽松操作可以有效应对技术冲击下结构性杠杆问题;总量型工具紧缩资金供给,结合结构型工具定向紧缩,是应对成本推动冲击下结构性高杠杆问题的较好选择;当经济面临风险冲击下结构性杠杆和经济下行并存问题时,需要结构型货币政策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同时操作,紧缩国企贷款,同时降低民企融资成本。     

储蓄率与杠杆率:一个U型关系

近年来,中国呈现典型的“高储蓄—高杠杆”特征,高储蓄率也被认为是中国杠杆率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能否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去杠杆成为了广泛讨论的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融资约束的动态宏观模型,研究了储蓄率对杠杆率的影响机理。并且,基于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66-2017年的面板数据,对储蓄率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有两点研究发现:(1)虽然高储蓄率会导致高杠杆率,但是储蓄率与杠杆率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结合测算的U型曲线拐点值与中国实际情况,预计储蓄率下降在降低杠杆率方面的作用效果有限。(2)高杠杆下,较高的储蓄率可以有效降低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而储蓄率下降则会加大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不能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来降低杠杆率,反而需要对近年来储蓄率下滑的现象予以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