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的货币深化与货币挤出: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同

通货膨胀是转型经济所要面临的挑战,因此分析转型经济的货币问题十分必要。通过构建货币深化和货币挤出两种不同货币现象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现实情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货币超发并非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只要能够控制好货币的流向,引导货币向货币资本转化,就能够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以交易方程式和鲍莫尔—托宾模型的实证检验也印证了上述观点。     

我国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及市场风险评价——基于SVAR-GARCH-M模型与因子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SVAR-GARCH-M模型,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及其面临的市场风险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我国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是以债券回购利率为基准,并随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动进行调整,以维持真实收益的稳定性;我国集合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对市场风险表现出较高的敏感度,在各类风险因素中,由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引发的融资成本上升风险占主导地位,信托公司资金运用的方式也会引致相应的风险,但与宏观风险因素相比,该类风险因素所占的权重相对较小。     

汇率的不确定性、投资区位选择与公司内贸易

本文通过建立投资国一受资国一国际市场的三国框架,分三种投资区位的国际生产模式,就汇率冲击对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和公司内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当区位成本优势不能抵消汇率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时,跨国企业将会调整投资区位决策,考虑撤资回母国;（2）当汇率相对波动幅度处于某一范围时,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烈的倾向将投资从原东道国转移到其引资竞争国;（3）汇率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具有不完全性特点。出口价格的汇率波动风险弹性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外部竞争度以及子公司组装成本占国际市场该产品价格的比重;（4）汇率波动风险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传导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汇率风险程度的逐步加大,其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影响作用渐强,逐步从弱弹性转化为较强弹性的传导。     

基于农民收入结构的农村土地流转分析

农村土地流转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根本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土地流转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然后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角度分析了农民各收人来源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机制,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收人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相关建议和对策。     

论东亚建立不确定性干预边界的汇率合作机制

论文首先分析东亚实施钉住混合货币篮的汇率目标区制存在的弊端,从新的视角提出,这一地区应建立以不确定性干预边界为核心的汇率合作机制;进而指出,这一汇率合作机制更具有弹性,可使各国规避货币冲击,易于搭建汇率合作的平台。     

余额宝收益率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关系的实证研究

作为互联网理财产品的代表,余额宝收益率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密切相关。本文 选取余额宝收益率与市场利率的代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的数据,采用向 量自回归模型（VAR）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余额宝收益率与Shibor互 为因果,余额宝以上万亿的基金规模已经能够影响Shibor,当期的余额宝收益率和Shibor主要受 自身前期影响。Shibor的市场基准性仍需进一步加强;余额宝应加强自身经营,充分利用大数 据技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升风险管理效率;相关部门应重视对余额宝的监管,既要保证监 管的有效性,又要适度监管,为金融创新留下空间,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及其影响

庚子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一笔赔款,也是以长期债务形式体现的赔款。本文对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利率水平、支付流程及经济影响等进行比较分析。发现:(1)庚子赔款本金4.5亿两,是清政府 1903 年财政收入的 4.33倍,但通过债务化偿付,每年支付赔款占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2)按购买力折算,庚子赔款本金约占1900年中国GDP的2.1%;(3)与当时主要国家长期债务利率相比,庚子赔款4%的利率属于中等水平;(4)将庚子赔款与德国“一战”赔款进行比较,发现赔款本金和占经济总量比重,中国低于德国,但中国每年支付赔款的财政压力高于德国;(5)庚子赔款偿付对近代中国的财税金融产生深刻影响,外籍海关税务司借机成为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第二财政”,外商银行藉此强化其“隐性中央银行” 地位,赔款还催生了货币流通的“新周期” 和“新危机”。总体上,赔款的债务化偿付安排不仅受政治外交形势主导,也与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跨国经营存在密切联系。赔款的经济影响不仅取决于偿付总量,也取决于经济治理能力和财税金融制度。国家财税金融制度落后,则受到冲击较大。     

我国出口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来自中日贸易的证据

文章扩展了Yang（2007）的厂商定价模型，对汇率传递非对称性、特点和成立条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对称传递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而现实中更常见的是非对称汇率传递。在一定条件下，商品需求弹性越大，越可能呈现出口国货币贬值传递率高而升值传递率低的特点。利用2000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出口日本的966种商品价格数据，发现汇率波动向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1）人民币升值时，日元价格上涨较少；而贬值时，价格下降较多。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大，在日本市场上面对的是一个强竞争结构。（2）若月度升值超过一定幅度（测算约为2.43%），传递率又会有所上升，说明尽管日元价格易跌难涨，但在升值导致成本上涨较多、明显挤压利润时，厂商不得不适当提高日元售价。采用2000年至2018年9月日本从中国进口单位价值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类似结论。现阶段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我国出口企业是更为有利的。     

A novel profit cutting mechanism for Chinese Banks: Theory and Multi-dimensional evidence

As China’s macroeconomic growth faces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 surprising and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phenomenon has emerged: the profitability of banks in China exceeded that of enterprises and non-financial industrie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have hence taken measures to incentivize banks to transfer part of their profits to enterprises, with the aim to stabilize enterprises and employ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profit cutting mechanism focusing on loan structure adjustment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approach centering on lowering loan interest rates.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at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credit loans can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without weakening bank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term, leading to a Pareto improvement within enterprise-banking sector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banks in China should gradually adjust their loan structures by providing greater credit loan access to enterprises, either voluntarily or directed by policy.     

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和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官员的变动数据为样本,采用地方官员变动率作为地方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企业的债权融资,但是对股权融资影响不显著。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来影响投资,二是通过企业资本运作降低融资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即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债权和股权融资对投资的正向作用会越小,这种作用机制在国有企业、大企业等与政策联系紧密的企业中作用更为显著。融资可获得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投资的重要前提之一,融资可获得性较小时,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在融资可获得性较大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不显著。加强长期制度建设,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