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辽宁省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研究

文章以辽宁省为例,综合考虑人水关系的复杂特征,科学评价该区域2004—2018年的水资源脆弱性状况,通过识别关键性主导因子为水资源脆弱性解决方案的优选决策提供科学指导。基于DPSIR框架模型筛选19个典型指标,然后对各指标权重采用耦合的组合赋权法计算,并对水资源脆弱性各项评价指标利用模糊综合法进行评价,其中综合得分与水资源脆弱性间的非线性关系借助S型曲线确立,在此基础上划分了脆弱性评价等级。研究表明:辽宁省水资源脆弱性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整体评价结果处于Ⅳ级,即严重脆弱水平;主导水资源脆弱性的关键因子为工业重复用水率和降水量,降低水资源脆弱性的有效措施是改善水资源管理模式。     

精神视角下研发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机制研究

借鉴创新成分理论和创造力投资理论，通过对82个研发团队288名研发团队成员的数据分析，聚焦研究精神性因素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动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工作场所精神和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场所精神对团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集体主义精神调节了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精神越强，团队精神型领导对团队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也越显著；集体主义精神还调节了工作场所精神在团队精神型领导与团队创新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集体主义精神越强，该中介效应也越显著。     

数量驱动或创新驱动：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机制演进

基于1987-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YS-GMM模型研究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区分高级与基本人力资本基础上，基于招生率和收入维度，从全局和阶段差异视角剖析异质型人力资本对经济提速的机制演进。研究发现：全局而言，两种测度下基础和高级人力资本各自以数量及创新方式驱动经济增长，并呈现以数量驱动为主，数量、创新双驱动的增长模式；从演进视角看，两种测度均表明，高级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相比旧常态阶段，基础人力资本数量驱动日趋弱化并呈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城镇化及开放程度均对创新驱动有不同程度激励效应，而城镇化是挤出数量驱动的主要推手。     

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概念,描述信息时代的资本是如何通过收集个人数据,无视私隐,筛选用户,在不受法律监控的情况下进行帝国式扩展的。进而,本文提出数据的附身性和数码资本错位这两个特征,用以分析技术如何在数据收集和应用上激活数据的私人财产属性,以及资本如何利用价值错位和技术优势去诱使用户参与这一资本增值的进程。数据的附身性揭示了个体如何被卷入大数据时代的生产关系,数码资本错位揭示了资本具体实现监视型资本主义的技术。这两个概念将完善监视型资本主义这一理论体系,进一步展现这个时代隐蔽的不平等状况。     

新中国城乡治理70年的演进逻辑

共生治理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界面与共生模式四大要素,从共生治理的理论框架解释新中国城乡关系70年的演进逻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新中国城乡治理主要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1949-1978年的"寄生型"治理、1978-2002年的"偏利共生型"治理、2002-2017年的"非对称互惠共生型"治理、2017年之后城乡"对称互惠共生治理"理念的提出。本质上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迁,城乡共生型治理遵循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革方案,反映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构,最终目标是为了在对称互惠共生治理中实现城乡社区的空间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