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大股东对国企超额雇员的影响:成本效应还是激励效应

基于竞争理论的国企改革思路强调减少政策性负担摊派,基于产权理论的改革思路侧重于引入非国有资本,以解决产权不清晰与所有者缺位问题.本文尝试融合两种理论,以国企超额雇员问题为研究对象,从非国有大股东视角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研究发现:非国有大股东能够显著降低国企超额雇员,减弱超额雇员对公司价值的损害作用,且该治理作用会随非国有大股东相对力量的提高而增强;从作用机制来看,该治理作用不仅表现为劳动力成本尤其是员工薪酬的节约,还表现为内部薪酬差距和管理层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高,兼具成本效应与激励效应;该作用在地区就业压力较小、劳动密集度较低以及劳动保护水平更低的环境下更为显著.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户营林积极性吗——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和内生性双重视角

基于非农就业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非农就业—营林投入"理论分析框架,并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9个省(区)1497户林农的固定样本连续监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农户林地投入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总体上提高了农户对林地的劳动投入积极性,但对资本投入的增加并不显著。这种效应对不同程度非农就业的农户具有差异性。对于纯农户,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林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显著增加,表现出产权激励效应;对于非农户,由于退出效应的作用,改革导致了非农户的资本投入显著下降了约36%;对于I兼农户,其劳动投入的减少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反映出林权改革的要素替代效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提供了农户营林积极性提高的制度环境,但并非充分条件;非农就业的调节效应会导致产权的正向激励机制受限。     

长三角核心城市旅游产业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的旅游产业为例,研究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选取了长三角核心城市作为样本,利用了2010-2016年旅游产业增加值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距离为基础和以网络搜索次数为基础的空间权重矩阵;利用静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发现,长三角核心城市之间的旅游产业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服务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服务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变过程，并利用2004-2013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推演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金融服务开放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略大于金融服务走出去所产生的作用；从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衡量指标、不同企业所有制等方面对此进行检验均证实了金融服务开放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正向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和扩展分析显示，创新效应、金融服务"引进来"对"走出去"的推动、垂直专业化效应和本地吸收效应影响着金融开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开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资源税扩围的政策效应分析———以水资源税为例

税费改革是近年资源税扩围的重点内容,由于水资源税当前尚处于试点阶段,对该项政策效应进行研究有助于水资源税的进一步开征与完善。 文章将水资源“费改税”政策作为拟自然实验,基于全国市级面板数据,采用 DID 方法构造“反事实”状态,借此进一步估测分析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实施的节水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改革降低了人均居民用水量,提高了用水效率,起到了节约资源的作用。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广西公办高校债务风险防控对策

一.明确政府与高校权责关系,首先,目前高校债务风险的根源在于高校财力、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匹配。高等教育生产出的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巨大社会溢出效益,产出更多的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这也决定了在高校发展过程中,政府天然地必须承担起必要的财政投入职能。如果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举债建设问题,其经济效益无法弥补债务风险时,将更多地依靠政府进行:“买单”。因此,明确政府与高校在举债建设方面的权责关系,是优化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前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