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代理成本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沪深上市公司2009—2015年的数据,借助多元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董事高管责任险、两类代理成本及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激励效应和外部监督职能,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第一和第二代理成本;通过对两类代理成本的显著降低,董事高管责任险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     

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

公司资本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方面,它对公司代理成本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对1990—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股权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表明,经营者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显著负相关;负债融资比例、法人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不显著负相关;国家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股权代理成本呈较显著正相关。这些研究结论表明,资本结构对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完善资本结构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之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类型会影响公司效率吗?——两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以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两类代理成本纳入研究框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横向跨度均显著降低了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了上市公司效率,两类代理成本在金字塔结构的纵向层级和横向跨度影响公司效率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大于第二类代理成本。结合创业板实际,从终极控制人利用金字塔结构对公司治理实施支撑行为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制度环境、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现有文献对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大多采用了“黑箱”的分析模式,即从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来反向推断治理机制的作用。本文以代理成本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两类代理成本在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不同影响路径,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黑箱”内部的运作机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降低两类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最终提升公司绩效;第二,现阶段我国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更有利于提高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第三,终极控制权集中度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在制度环境水平低的情况下,终极控制权集中能够有效地提升公司绩效。第四,国有终极控制权能够更好地解决第一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对公司绩效产生正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环境下,终极控制权集中以及国有终极控制权可能在现阶段发挥了投资者保护的部分替代作用。     

货币政策、负债融资与股权代理成本

本文基于货币政策的研究视角,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的相关数据,结合考虑公司产权性质,研究不同货币政策环境下负债融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负债融资在紧缩货币政策下能有效减少股权代理成本,但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和监督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负债融资抑制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在这些公司上较差;同时,短期负债降低股权代理成本的效果好于长期负债。因此,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公司应调整融资结构,适当提高负债融资比例,特别是短期负债融资的比例,以降低股权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     

会计稳健性或高管股权激励——不同代理冲突下的治理方式选择

会计稳健性和高管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重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本文选择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按照代理冲突程度高低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两类,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低代理冲突样本组中,会计稳健性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效果不显著;在高代理冲突样本组中,高管股权激励能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而会计稳健性的治理效果不显著。研究显示出,在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时,必须考虑代理冲突的严重程度。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研究

股权激励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减弱代理问题,因此考察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应该首先直接考察它能否缓解经理人的代理问题,然后才是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利用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两个层面研究我国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可抑制投资不足行为,却加剧了经理人的过度投资行为;股权激励计划并不能显著降低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由此而带来的以ROA衡量的公司绩效改善也并不显著,这从两个层面说明我国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董事长人力资本特征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深A股6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不同类型的董事长进行分类,分别建立了董事长人力资本特征对代理成本影响的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女性任董事长及董事长的年龄越高就越能降低董事长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企业(A类)的代理成本;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及董事长在外兼职更能有效降低董事长不拥有公司所有权的企业(B类)的代理成本.而董事长其他一些人力资本特征对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管理层股权激励:利益趋同还是利益壕沟——来自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背景来考察国内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中激励效果不同:非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趋同效应,股权激励降低了代理成本,改善了公司绩效;而国有控股公司表现为利益壕沟效应,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内部人控制、管理层权力过大是股权激励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     

新企业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案例分析(二) 伊利和蒙牛股权激励的对比分析

越来越多的公司使用股权激励制度来减少代理成本,中国乳业界的两大巨头——蒙牛和伊利,都使用股权激励来激励管理层,使管理者在努力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可以确保企业价值以及其他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但是两家公司股权激励的后果完全不同,本文通过对两家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及其实施过程的比较分析,着重研究股权激励方案对伊利和蒙牛两家公司的影响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类代理成本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委托代理理论是解释现代企业制度中不同利益集团矛盾产生和发展原因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代理关系是一个人或较多的人聘请别的人代理他们来履行一些服务,包括把一些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由于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从经济性质角度看,代理成本的组成内容包括委托人的监视费、代理人的担保费和剩余损失三部分。从公司治理角度,严若森(2005)将代理成本分为二类:第一类代理成本由所有者与经营等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产生,是在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中总的价值减少;第二类代理成本发生在不同出资者之间,是大股东与小股东、股权投资人与债权投资人之间利益冲突与博弈产生的公司总价值的减少。笔者按此路径,将不同层级经营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称为第三类代理成本。在企业内部控制方面,现有研究较多地关心内部控制的实施与操作层面的问题,而对于内部控制制度产生的经济前提及其影响问题,即经营管理者之间代理关系以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作用关注较少。本文拟对此作些探讨。     

债券融资的代理成本

代理成本是每个公司都必然存在的,其成因有很多种,公司代理关系有股权代理关系和债券代理关系两种主要的关系.本文主要讲债券融资的代理成本.本人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代理成本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几个方面展开.     

股权结构、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

本文系统收集整理了2002～2004年887家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收入构成和相关财务数据,研究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研究股权结构对多元化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以探讨多元化损害或提高公司绩效的原因。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多元化损害了公司绩效,并且多元化程度越高,公司绩效越差;第二,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与多元化相关性有关;第三,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与控股股东股权性质无关,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有关。本文认为,代理问题是导致多元化损害公司绩效的原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因素分析

股权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公司代理问题的本质，因此确定合理的股权集中度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价值，所以逻辑研究的前提是首先要了解影响股权集中度的相关因素。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终极控制人性质、控股大股东性质、控制层级、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上市公司业绩、规模、风险、负债率高低及所属行业情况是影响股权集中度的主要因素。     

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所衍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冲突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本文以2004～2008年1378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家族控制、双重委托代理冲突对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的现金股利政策,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家族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要比非家族上市公司低35%以上:(2)在我国两类代理冲突都会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家族上市公司具有相对消极现金股利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家族控制加剧了第一类代理冲突而非第二类代理冲突并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基于资源配置的公司治理策略分析——以2006～2010年上市的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6～2010年间的IPO公司为样本,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应该与民营企业有所不同。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完全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因此公司治理的重点在于减轻代理问题。我们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股权制衡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经营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民营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大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重点在于限制关联交易,遏制大股东利益侵占。本文最后提出政策性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层级与企业绩效

针对股权分置改革这一我国资本市场影响深远的事件,基于经济后果的视角,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公司股权层级的变化及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论文研究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控股股东与其他小股东间代理冲突的减轻,公司股权层级显著减少。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由于代理成本的下降及对管理层监督的加强,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业绩因股权层级的降低而上升。最后,我们的考察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股权层级及经营绩效的影响在非国有公司中更显著。     

公司治理与IPO抑价——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经验证据

Jensen与Meckling(1976)认为,代理成本是投资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公司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投资者对公司代理成本的预期也会体现在IPO定价过程中,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降低公司IPO抑价。本文以我国2002—2003年的133家IPO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样本公司治理结构特征对IPO抑价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权结构特征以及关联交易性质对IPO抑价有显著的影响,而董事会独立性对IPO的抑价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结果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显著地降低IPO抑价,降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     

经营负债与金融负债治理效应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将企业负债划分为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自由现金流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考察这两类负债不同的公司治理效应。本文理论分析表明: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对代理成本的激励约束机制、自由现金流抑制效果以及信号传递功能均存在差异,但两类负债的公司治理机制具有互补效应,多元化的负债有助于债务之间的相互配合并实现公司治理效应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