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角下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研究

［目的］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测度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明确新型城镇化的优缺点，有利于经济与环境、城市与乡村之间协调发展。［方法］文章以泉州市为靶区，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3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变异系数确定指标权重，并通过评价模型定量估算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结果］（1）在2000—2015年，在社会发展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上晋江市发展最好，洛江区发展最差； 在生态环境系统上南安市发展最好，发展最差是惠安县， 3个层面内都有一定的波动。（2）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0246 5~0805 0之间，呈现“中间高，边缘低”的空间分布； 泉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中晋江市（0805 0）最高，洛江区（0246 5）最低，它们之间差距近2倍，城市差异明显，存在一定的聚集状态。［结论］今后，亟需从社会生活系统、经济发展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3个层面同步发展，推动泉州市新型城镇化永续发展，以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定量研究提供基础。     

唐山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升级互动关系研究

［目的］农业产业升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探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和解决三农问题。［方法］首先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升级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确定权重大小，进而通过灰色关联法计算两者间的关系。［结果］（1）结果表明唐山市新型城镇化系统中人口城镇化的水平最高，生态城镇化的水平最低，经济和社会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介于人口和生态城镇化之间。（2）农业产业升级系统中农业经济水平在农业产业升级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农业合作社、附加值产值、产业组织模式和科技成果对农业产业升级的贡献程度较低。（3）唐山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升级关联系数都在0700以上，说明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升级系统之间存在极强的互动关系。（4）人口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升级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与农业经济水平的关系程度最高。［结论］根据唐山市目前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升级的发展水平，加强农业产业升级有利于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会带动农业产业的升级发展，两者相互促进，互相补充，共同发展。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及优化路径研究

［目的］为了科学考察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及各方面的协调推进程度，构建了多元化的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了江西省11个地市城镇化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整体协调情况，以期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提供一定参考。［方法］运用综合分析法、熵权法对江西省各地市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各子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采用协调系数法、发展协调度函数和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江西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偏低，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城镇化各子系统的发展存在强烈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南昌、新余处于优质协调区； 景德镇、鹰潭、萍乡、九江处于良性协调区； 吉安、抚州、宜春、赣州处于中度协调区； 上饶处于轻度失调区。［结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城镇化的人口、经济、空间、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不一且呈现出较严重的区际不平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

［目的］通过以丘陵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关联指标体系，评价四川省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方法］运用熵权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方法，分析2007—2016 年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运用GeoDa软件计算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特征。［结果］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不协调，呈“高耦合，低协调”状态； 耦合协调程度总体偏低、发展缓慢；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不一致，呈“反向”分布态势； 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较弱，各县域单元临近区域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差异性，没有显著的空间关联。［结论］南充市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水平低，发展慢，空间集聚特征不显著，关联性弱。丘陵地区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应充分发挥丘陵地形优势，提升乡村品质发展丘陵沟谷乡村游； 发展河谷江滩乡村游构建养生养老体系； 延续丘陵文脉，优化乡村空间发展格局。     

淄博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和农业现代化作为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两者间的耦合度有利于区域甚至全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法］以淄博市为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间的耦合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2008—2017年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程度逐年增加，但一直处于次优水平，其中2008—2017年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逐年增加，处于次优水平， 2008—2017年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也逐年增加，同时2008—2015年处于次优水平2016—2017年处于最优水平； 同时2017年淄博市各区县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均处于次优水平，且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相对于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低，其中博山区、桓台县、高清县和沂源县的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张店区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处于最优水平，其他区县处于次优水平。［结论］实现淄博市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均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农业现代化推动新型城镇化的程度，以核心区域辐射周边区县，进而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空间视角下城镇化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直接作用与间接溢出效应研究

［目的］发展低碳农业的核心在于全面提高农业碳生产率，而城镇化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方法］文章以1997—2014年中国31省区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城镇化划分为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4个维度，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别探讨其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作用及差异。［结果］1997—2014年，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空间正自相关性，邻近省区间集聚分布特征明显。控制其他变量后，城镇化是影响农业碳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其中，人口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不利于当地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而土地城镇化则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邻近地区人口城镇化对本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存在间接的正向溢出效应，其他城镇化并无此效应。而在利用熵值法构建综合城镇化变量后，仍发现城镇化不利于农业碳生产率的改善。［结论］因此，制定区域农业碳减排及污染治理政策时，应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及要素配置的同时，强化空间综合治理与区域联动机制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进而实现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测度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旅游环境受到的压力逐渐加大，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也是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省份，测度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河南省发展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构建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模型对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评价。［结果］(1)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指标权重结果表明自然资源承载力权重值最高，为0424 9，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承载力权重值最低，为0249 5。(2)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表明2011—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资源环境承载力为轻度超载，整体上处于协调状态。(3)从3个层面来看，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为轻度超载； 社会经济发展承载力处于报警状态，人口增长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较明显； 基础实施承载力为轻度超载，应加强基础实施的建设。［结论］目前，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基本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控制人口增长以减小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优化乡村旅游产业结构，促进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协调，保证河南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弥补竞争力与驱动力同时对某一区域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不足，以期为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方法］分别构建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驱动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计算各指标的重要值，据此权衡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及驱动因素。［结果］竞争力分析表明：经营管理水平>产业规模>可持续性>农业旅游资源，是构成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体因素；驱动力分析表明：居民旅游需求>经济利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土地流转，是构成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驱动力的主要因素。［结论］虽然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的基础条件较好，但集群竞争优势不明显，潜力空间巨大；河南省休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内部驱动力高于外部驱动力，但旅游需求、社会经济水平等外部因素仍然影响巨大。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新疆新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从人口、经济、生态、社会城镇化等4个方面选取30个指标研究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为政府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方面的政策性引导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基于1994—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熵值法对4类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进行测算，并建立LA-AIDS拓展模型，实证分析4类城镇化对新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结果］人口城镇化对居住、文教娱乐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食品、家庭设备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经济城镇化对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 生态城镇化对家庭设备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社会城镇化显著促进衣着和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结论］不同类型的城镇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具有差异性，新疆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型逐步从生存型趋向于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     

基于ESDA的农村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农村城镇化发展称为必然,而如今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研究利用河南省统计年鉴等资料11年来对河南省18个县市城市和乡村人口变化的统计数据,以城市化率为测度指标,将传统统计学方法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法相结合,通过计算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探讨河南省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差异性,并对差异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其中豫中和豫西城市化率较高,豫南和豫东城市化率较低,但增长速度较快;(2)各区域内农村城镇化发展空间差异较大,豫中表现最为明显,但总体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3)2004~2014年间,Moran’I由0.441 1上升到0.453 2,表明河南省农村城镇化格局的空间集聚性在不断加强,农村城镇化结构化特征明显。(4)从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河南省城市布局基本合理,但是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需要加大辐射范围。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基于熵值法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风险识别研究

[目的]建立新型城镇化风险识别体系与方法,有助于规避和降低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潜在风险,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方法]文章通过构建包含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生态风险等4个维度共17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风险识别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极值法对2010—2014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风险进行测度。[结果]整体上,河南省新型城镇化风险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风险综合风险指数由2010年的0. 793下降至2014年的0. 199,年均下降率为14. 98%。其中,政治风险呈波动性变化态势;社会风险显著下降,且城乡差距逐年缩小,表明河南省城乡一体化成效开始显现;经济风险指数也呈现下降趋势,河南省经济增长实现了中高速平稳增长,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生态风险显著降低,说明新型城镇化逐步摆脱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结论]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土地财政依赖难题,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及评价研究,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以农业大省湖南省为例,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进而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内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4个方向构建了具体的20个评价指标。进而对主成分分析得出的4个主成分进行研究。[结果](1)主成分1在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森林覆盖率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2)主成分2在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重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城乡统筹指标;(3)主成分3在地表水达到Ⅲ类标准的比重和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生态环境指标;(4)主成分4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普通高中在校生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人口城镇化指标。(5)湖南省14个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长沙市(1.911)、湘潭市(1.567)、常德市(1.537)、郴州市(1.422)、株洲市(1.408)、岳阳市(1.325)、衡阳市(1.312)、益阳市(1.302)、娄底市(1.224)、怀化市(0.988)、邵阳市(0.928)、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0.926)、永州市(0.890)和张家界市(0.766),说明湖南省各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不均衡。[结论]为有效促进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高及各市区均衡发展,应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目的]研究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发展关系,对缩短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了18个指标在内的评价体系,评价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分析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的演变特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定量化深入探讨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1)2007—2017年,湖南省人口城镇化率、土地城镇化率和产业城镇化率均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人口城镇化率由40.45%提高到54.62%,土地城镇化率由0.52%提高到0.81%,产业城镇化率由83.13%提高到91.16%,城镇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现明显的递增趋势,乡村生态发展水平评价分值波动性较大,2009—2013年呈现明显的递减趋势,2014开始有所改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分值由2007年的0.208提高到2017年的0.862,整体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且发展态势良好。(3)湖南省新型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发展相关指标关联度均大于0.5,具有较好的关联性。其中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人口城镇化率和土地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乡村社会发展水平与产业城镇化率的关联度较高。[结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对湖南省尽快实现乡村振兴,加快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分析

[目的]合理分析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是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章对2005—2016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程度作出动态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政策和建议。[方法]以河南省为研究区,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分别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及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指标,并借助耦合度模型分析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2005—2016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结果呈现出中间短暂下降但整体上升的态势,耦合程度介于0.9～1缓慢上升趋势,其中,郑州、洛阳、鹤壁处于高水平耦合状态,焦作、濮阳、安阳、新乡、漯河处于较高水平耦合状态,南阳、开封、驻马店、平顶山、许昌处于较低水平耦合状态,周口、信阳、商丘、三门峡处于低水平耦合状态。[结论]河南省应在强化生态意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及规划生态空间布局方面进行完善。     

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程度,旨在为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思路。[方法]文章运用DEMATEL方法对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识别,在此基础上,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其进行定量评价。[结果]准则层中的社会服务体系是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主导因素。指标层中,原因因素以信息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体系、融资渠道3种因素对其具有直接的影响力;结果因素以农村转移就业人数、特色农业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生产施肥技术等比较容易受其他因素影响。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绩效属于中等水平,且有较大提升空间;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辐射带动性为良好,社会服务体系、经营主体技术水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效益均为中等水平。[结论]现阶段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社会服务体系贡献率相对较低,社会化和组织化水平以及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依旧是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短板,因此,提升以信息、金融为主的农业社会服务水平,对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云南省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探析

云南是我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农村城镇化发展滞后。本文结合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科技文化、产业发展滞后,自我发展能力弱等实际,对云南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依托云南自然资源、口岸资源等优势,提出景区旅游型、资源集聚型、边贸经济型等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并给出加快云南连片特困地区城镇化进程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有机农业企业基地的空间依赖性与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目的 提升国内有机农业空间布局规模化、集聚化程度，辨明有机农业企业及其生产组织主体的分布规律与影响因素，有利于促进我国有机农业、企业及生产组织主体空间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与调控。方法 文章采用ArcGIS、相关性分析法和SPSS数据处理，通过中国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构建有机农业数据库，分别使用定量与定性方法，分析全国有机认证企业的基地分布格局与特征，并深入剖析四川省有机农业认证企业基地的空间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1）2012—2021年中国以及四川省有机认证企业基地数量存在非均衡性空间分布，且四川省内地区差异性日趋显著；（2）四川省有机农业企业基地的空间分布不具有显著集聚特征，重心由中部向东部偏移，分布区域呈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3）分析显示：种植基底条件、环境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比重、交通运输能力、城市发展水平、产业补贴力度和政策指引强度8类综合影响因子对四川省有机农业企业基地的空间分布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城市经济水平和交通运输能力等因子的相关性较为显著。结论 社会、经济、政策和自然4种因素对我国有机农业企业基地分布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能力和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力最为显著。未来中国和四川省有机农业企业基地的空间优化发展应重点培育优势地区企业和基地的外部环境与要素条件，以形成有机农业企业认证基地的优势规模空间与良好的区域乘数效应；依据有机农业认证企业基地分布重心的变化，可提供相应的空间政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服务与条件支持，促进现有基地中心地区与空间集聚区的强化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