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不同于既有研究仅强调财政分权和经济绩效分别是“土地财政”产生原因和影响结果,本文在第一代面板单位根IPS检验、Hadri LM检验、Fisher ADF检验和第二代面板单位根Pesaran CIPS检验基础上,使用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Pooled OLS方法、FE OLS方法、SYS GMM方法重新考察了“土地财政”的扩张原因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除了受同质性中央财税制度的影响,还受到人力资本、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等异质性地方非制度因素的影响;(2)“土地财政”不是既有研究断定的“绝对攫取”,实质上是一种“名义攫取”,短期内对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益处。本文发现“土地财政”在扩张原因和影响结果上均被误解了,在“后土地财政时代”,应将“土地财政”的收入视角从“卖地赚钱”转向“以地生财”,政策视角从“资本积累”转向“信用融资”,经营模式从“土地收入”转向“土地基金”,从而有效解决地方财政增长乏力和新型城市化过程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货币与财政关系：现代货币理论与正统经济学比较分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货币与财政的大转向和“三低时代”的到来,导致当今主流经济学陷入广泛质疑和批判,同时催生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广为流行和关注。现代货币理论的流行源自对货币与财政关系迥异于当今主流和正统经济学的理解。正统经济学综合了正统交易货币和稳健财政研究传统,遵循了实物货币与实物财政相结合的实物分析进路,在“政府预算约束”理论框架下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联系,分析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与之不同,现代货币理论则综合了非正统债务货币和功能财政研究传统,遵循了信用货币与货币财政相结合的货币分析进路,从现代货币循环流转出发来理解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分析主权政府的行为逻辑。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本质上是消极、被动和狭隘的,因而存在缺陷。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同样存有不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弥补和克服正统经济学的缺陷,从而增进对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     

中国“货币超发”： 判断标准、成因及其治理

2013年10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达到107万亿元,与GDP之比接近200%,M2/GDP也被广泛用来佐证我国货币已经超发的论点,但简单地将M2与GDP相对应,论证货币超发缺乏严谨的理论依据与逻辑结构,对经济变量的解释力也不足。从IS-LM模型分析发现我国高M2/GDP的症结不在货币量的多少,而是货币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效率偏低,关注的重点需要从“货币超发”转向为货币政策创造制度环境,解决的途径也不在“堵”而在“疏”。     

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看中国的地方财政健康问题

希腊和欧债危机给中国的财政运行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单一货币体系的设计、财政数据的监管不严和政府为达到宏观调控目标而进行的刺激投资与消费,是主要的问题。中国的财政货币制度与欧盟比较有相似之处,这对于当前中国逐渐显化的地方债务问题有较强的警示意义。所以中国应郑重思考财政监管、地方财政自主权(有无货币与发债权)、纯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对地方政府的影响。     

基于公共品资本化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研究*——土地财政如何影响公共品提供

本文以中国的城镇化为背景,运用公共品资本化原理,分析了地方土地财政制度,包括土地出让金收入制度与房地产相关税收制度,对地方公共品提供激励的传导机制。城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财政对地方公共品提供具有结构性的激励效应,但该激励机制建立在土地和房产交易之上,地方财政努力程度被交易时点截然分割。改革土地财政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从交易型向保有型“土地溢价回收”制度转换,将有助于建立对称的、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激励制度。     

元朝失政之财政思考

元朝曾经轰轰烈烈，盛极一时，然而仅立国98年便轰然倒塌，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诸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吏治腐败等等，但国家财政管理的失误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其中过量的财政性货币发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是国家财政崩溃，并导致政权崩溃的诱因；财政管理的混乱是国家财政崩溃，并导致政权崩溃的主观原因；元朝决策对财政思想氛择的优柔寡断是国家财政崩渍，并导致政权崩溃的关键原因。     

财政约束与价格水平决定:FTPL的一个批判

本文在一个内生增长一般均衡货币模型中, 通过引入名义债券、实际债券、货币和物质资本, 讨论了政府财政约束与价格水平决定的关系。我们发现,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均衡通货膨胀率完全由货币增长率决定, 政府跨时预算约束方程只是个恒等式。如果价格水平财政理论(FiscalTheoryofPriceLevel, FTPL) 成立, 则小得可以忽略的财政扰动可以导致物价水平的巨大波动, 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问题出现的原因是FTPL将名义债券市场和其他资产市场割裂开来, 孤立地讨论了名义债券市场出清的条件, 由此认为跨时预算约束方程是一个均衡定价方程; 当将诸市场统一起来考虑时, 公众可以在货币、债券和物质资本之间进行选择, 财政当局不再是一个价格决定者, 其债券发行量成为一个内生变量, 必须服从跨时预算约束方程, 后者成为一个恒等式, 从而价格水平主要由货币当局的货币发行决定。     

财政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 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592个国定扶贫县的考察

本文以国定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并细分“老、少、边、穷”四个地区,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各类转移支付以及增量转移支付对国定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在既有支出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国定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财政扩张、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该文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人民币升值和央行逆周期的对冲操作完全抵消了贸易顺差、FDI和热钱流入、GDP增长导致的货币超发压力,财政支出扩张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方面都是导致我国货币超发的主要因素。中国式分权和信贷配给决定了我国经济存在货币超发和资金配置向政府和国企倾斜的内生机制。因此,防范货币超发和通胀,关键是要校正扩张偏向的财政政策;校正金融体系的信贷配给。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来自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的经验证据

现行的财政支出式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而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能力受约束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土地财政来缓解地方财政赤字压力。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预算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土地财政的重要根源。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为例,验证了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影响效应,建议通过完善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的归一性,同时构建以人为本、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绩考评机制来根治土地财政问题。     

农地确权、信贷配给释缓与农村金融的深度发展*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环境层面的变革，农地确权帮助更多农户进入金融市场、促进农村金融宽度意义上的“量”变作用已经初步显现。但是，它是否可以提高农户贷款数量，缓解信贷配给并促进农村金融深度意义上的“质”变？这是一个重要但鲜有研究的问题。本文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价格、风险配给等角度，分析了农地确权缓解信贷配给、促进农村金融深度发展的理论机理，并通过有序多分类变量回归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金融参与深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因降低信息成本而缓解价格配给，因弱化农户的损失规避心理而缓解风险配给；同时，数量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的释缓作用尚未充分显示。     

县域视角下的贫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系统GMM方法的再检验

本文以内生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引入贫困因素进一步识别区域金融与经济的非线性关系,将实证对象细化到县域层面,运用系统GMM方法检验贫困与非贫困县域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发现,信贷层面上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普遍存在,而储蓄层面金融发展的效应则存在地区差异,非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无关,贫困县的储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此本文指出,区域信贷配给和区域信贷创造理论更适于解释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贫困县域储蓄的负效应是本地储蓄外流和转化效率低下的结果,与我国银行业跨     

历史视角中的美国和世界的危机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数理金融学都没能预期到2008年的这场危机，也没能解释为何这场危机是如此严重。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纯粹的市场经济，完全不考虑制度，也缺乏分析当代经济的历史视角和结构变迁的视角。这就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留下了空间。分析从福特制结束以来的社会-政治联盟的变迁开始，转向以金融体制、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为基础的市场，赋予国际金融家以前所未有的权力，并导致了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控制金融部门要求当权者强有力的行动，以及公民的社会运动施压。金融再调节基本等同于民族国家与国际金融资本的博弈。     

#br# 不对称信息环境下的金融集权与分权*——基于中央政府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金融管理和金融风险处置上的作用日益被强调,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权责却模糊不清。本文从中央政府的视角,从信息、道德风险以及金融外部性三方面来分析金融管理的集权与分权问题。研究发现在金融集权的模式下,由于地方政府的隐性干预,一国可能会处于高度的金融抑制状态。在金融分权情境下,地方状态信息对一项金融政策制定越重要、信息甄别成本越大,中央向地方政府授权的价值越大,同时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容忍度越高。而当引入金融外部性,尤其是金融风险极易跨区域传染的特性时,有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和丰富的宏观金融工具的中央政府在协调地区间金融溢出效应,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相比地方政府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因而,本文认为在金融分权的情境下,政策性金融权力的下放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放与不放的问题,而是一个金融适度分权问题,即合理地将一系列的政策性金融权力配置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寻求最优金融分权结构,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农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监管问题与制度创新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有效支持.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实质在于保障农民的金融发展权.而金融监管制度环境在保障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我国金融监管制度在监管目标、监管原则、监管方法和监管内容方面给予变革和创新.在监管目标中,应当纳入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为提高金融机构提高金融供给能力,我国应当实施激励监管、分类监管和风险监管的方法.金融监管还需要在市场准入、审慎监管上给予创新,同时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支持和金融技术法律的保障.     

土地制度冲击、土地财政弱化与地方经济波动

国内部分学者基于土地财政的含义,认为土地财政出现的制度根源之一固然是我国的土地制度.基于此,欲破解我国目前土地财政困境,必先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而土地制度变革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土地制度冲击方面,土地制度的冲击通过弱化土地财政影响,进而引起地方经济的波动.试图构建代表性家庭、代表性企业及政府3个部门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将土地制度冲击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讨论不同土地流转冲击下的经济产出、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政府投资及政府债务等变量的变化,以揭示土地流转对于土地财政治理的影响.     

“两房”与美国的住宅金融市场--兼论中国保障房融资机制创新

金融危机使“两房”和证券化倍受诟病。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经济、内生机制和外部市场环境等多个视角系统梳理美国住宅金融体制演变及“两房”和证券化的作用。通过梳理历史,客观评析了“两房”的创立对促进美国传统住宅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变的积极作用,分析了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金融市场环境和“两房”自身资产结构变化及诱发的危机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因素。并着重剖析了后危机时代“两房”成为政府救市的工具运作机理和未来美国住宅金融市场改革的要点。最后提出我国保障房融资机制匮乏,应建立政策性住宅金融体系。     

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效应与增长效应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水平效应（弱效应）和增长效应（强效应）；衡量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正面影响的基本标准是水平效应。本文通过对1978—2010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正的水平效应和负的增长效应；说明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递减的正面影响——金融发展更多发挥了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进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弱。     

中国财政体制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

财政体制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具体体现。建国后我国的财政体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统收统支财政体制阶段、财政包干体制阶段、分税制财政体制阶段、公共财政体制阶段,每一次财政体制发展阶段的调整既蕴涵着新制度的创新,又有旧制度的保留,财政体制在渐近式制度变迁的推进过程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要破解财政体制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完善现行公共财政体制,体制创新是必由之路。其基本思路是：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因地制宜实施政府层级改革,在区分经济发达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础上,对政府架构进行变革;＂财政职能-财政体制-财政管理＂的改革三位一体协调共进,只有三者相互协调,才能保证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更加有效。     

制度差异、“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三重视角

本文基于2005—2016年中国609个企业2 440个大型对外投资微观样本，全面考察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差异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差异对投资规模化的影响不大，但显著影响投资多元化。企业为了避免正式制度差异带来的管理风险，倾向于选择全资股权结构，但企业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并不受到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相比之下，非正式制度差异的影响更为广泛。无论是正式制度差异还是非正式制度差异，均会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的失败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对正式制度差异存在优化互补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大力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深度交流，有助于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