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武汉市职住通勤特征研究

通勤出行和职住关系对于理解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组织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交刷卡数据,以武汉市主城区和都市发展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出行模型和职住地识别规则,识别了职住通勤群体,从职住密度、通勤时间与距离、通勤流向和可视化等方面对武汉市的通勤出行和职住平衡进行测度,并识别了武汉市的职住通勤模式。结果表明:①核心城区的职住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城区,承载着较多的居住和就业人口;②通勤距离与时间具有核心—外围—边缘的递增模式;③城市主要通勤流位于核心城区和外围城区;④职住通勤模式总体可以概括为核心—外围—边缘的单中心向内通勤模式,越往外围区域越呈现职住错位的趋势。     

行政规划促进居民职住平衡作用研究——基于Alonso城市空间结构模型

文章基于Alonso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模型,对城市化高速发展背景下居民"职住分离"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国内外的经验显示,许多新城的现行分布与初始规划大相径庭,行政的干预反而加长了城市内部的通勤距离。在报告Alonso理想状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设置新的假设、建立分析模型,并结合现实情况,对就职于商务中心的居民居住分布和商务中心外围职住分布进行了研究,前一种情况"职住分离"是有效的市场均衡无需改善,后一种情况有效的市场会使得居住分布接近"职住平衡"。这两个结果说明"职住分离"和"职住平衡"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市场本身可以实现最佳的居住分布结果,行政权力对于职住分布的强行干预,反而会扭曲市场,而不是像以往讨论的那样,能够带来正面影响,行政规划实现"职住平衡"这种单一思维定势存在误区。     

1982—2010年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利用1982年以来的广州市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广州市老八区的人口空间分布演化,认为广州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形成了制造业和房地产大规模开发的带动下的人口快速增长的扇形区域。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带,空间集聚特征高。人口分布多中心结构基本形成,次中心的人口空间集聚能力增强,次中心的形成得益于外来人口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大规模集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反映了制度对城市空间的影响。研究可为城市旧城更新改造、职住空间平衡与城市通勤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提供参考。     

“时距”视角下城市轨道线网的通勤效率——以天津市中心城区为例

快速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日益成为居民日常通勤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通过构建"时间—距离"模型,基于天津城市轨道交通的现状及规划线网,分别开展主要职住节点的通勤时距仿真模拟,分析轨道交通通勤圈构建的可行性及城市职住功能空间组织架构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至2020年,中心城区的城市轨道交通难以满足外围居住组团的45 min通勤要求,但60 min内可基本实现环外居住组团与城市主要就业中心的便捷联系。建议进一步提升天钢—柳林城市副中心的线网密度,使其更好地发挥城市核心的触媒带动作用;增加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换乘节点,设立快慢不同的列车运行层级,提高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连通效率;简化换乘流线设计,配备丰富的接驳方式,提升站点内外的换乘效率。     

建国以来广州居民市内出行可达空间的演变——基于常规公交视角的研究

利用ArcGIS软件提取了1962、1974、1982、1991、2000和2008年广州市区公交线网信息,通过建立5×5m的空间网格,采用覆盖率、核函数密度、人口重心及全局空间自相关等指标,对各时期居民基于常规公交出行的可达空间及演变格局进行分析,对出行便捷程度的变化做初步分析。结果表明:基于城市常规公交的居民可达空间经历了旧城集中、外围延伸、网络完善、放射外拓四个演变阶段;常规公交线路逐年增加,公交出行需求不断增大;公交服务的覆盖面积不断增大,但覆盖率有所下降;常规公交出行的空间差异性下降、公平性增强,当前基于通勤出行的便捷度比较低。常规公交、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的接驳组合、优化布局成为公共交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上海郊区轨道交通站域商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与之相随的是人口大量向中心城市涌入。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中心城区的人口与就业日趋饱和,城市发展向郊区拓展。上海的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人口和产业向郊区转移的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郊区基于轨道交通站点进行的城市开发中,合理的站域商业开发有利于形成“郊区居住/办公+商业开发+大规模公共交通”的稳定的发展局面。因此,对于上海郊区站域商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突破消费时空限制：通勤时间、移动支付与家庭消费

通勤问题影响着城市合理职住空间的形成和人民福祉,提升通勤质量是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的重点。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使得职住分离现象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通勤时间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如何改善通勤质量。研究结果表明,通勤时间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移动支付能有效缓解消费时间不足的问题,具有中介效应,个体使用移动支付在通勤时进行消费,有利于提升通勤质量。此外,通勤时间的影响在消费类型、消费结构和消费群体方面呈现异质性。对发展享受型消费、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家庭压力较大的群体而言,通勤时间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更大。     

体制转轨期煤炭资源型城市居民职住迁移路径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淮南市(1998—2013)的实证研究

基于个体行为与城市空间互动的视角,以煤炭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体制转轨期城市居民职住迁移路径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不同社会属性居民与城市空间的相互选择方式,以期把握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规律,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结构转型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三个阶段淮南市居民迁居路径分别表现为组团内部交互式迁移、临近组团跳跃式迁移和目的地组团集中跨越式迁移,居民转职路径表现为复杂网络化与多点指向化、集中化与趋业化以及趋利化与非矿化;2伴随着体制转轨程度的深化,三个阶段居民职住迁移路径表现为居住矿业乡镇化—就业下岗去矿化、居住乡镇城镇化—就业矿业商业化以及居住城区新城化—就业行政商业化;3分别基于次数和导向划分了居民职住迁移路径并分析影响因素,发现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居民对居住空间及职业类型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北京都市区居住与产业用地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

以北京都市区为研究案例地,采用核密度估计法、Ripley’s K(d)函数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分布特征与集聚强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多层模型,重点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不同时间段内产业用地的集聚强度都要高于居住用地的集聚强度,说明居住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分散化,而产业用地出让的空间分布格局更为集聚。②土地利用格局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行为,随着产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密度的提升,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都明显缩短,说明居住在土地混合程度越高区域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来优化通勤行为;个体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住房产权以及邻里特征等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

文章通过总结1 400份实证调查问卷,利用GIS及社会统计方法,从出行交通方式、出行频率、出行需求、出行时空分布及出行空间感知五个方面,分析归纳出在高铁影响下,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的特征及其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变化。研究发现:京津城际高铁不但改变了原有城际交通的分布结构,加强了城际出行的强度,增加了人们城际出行的需求;同时影响了人们对城际出行的空间感知,使得部分人群产生了职住分离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职住分离这种新的就业生活方式。     

城市轨道交通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市地铁一号线为例

通过构造修正后的衰减模型,运用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克里格空间插值的方法,借助GIS空间分析的工具,选择路线长、沿途区位特征分异显著、对房价影响成熟的北京市地铁一号线为例,论证房价与距地铁站距离的相关关系,研究地铁站对房价影响的波及范围及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一号线带状区域在局域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自相关指数高值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邻近地铁站点分布的特征,而是呈组团状聚集在四个区域。局域自相关性和距地铁站距离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轨道交通对郊区住宅价格的影响要高于中心区域,且影响范围较广。地铁站点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圈层衰减,而是与特定的区位要素和其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典型的地铁站点呈裙状或环状影响。各地铁站点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范围从0．5km到1km不等,衰减比重为20％－35％,且在影响范围内衰减程度逐渐降低。     

基于计算实验方法的地铁工程成本管控行为激励机理研究

发展城市地铁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主导方向,也是地铁建设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大规模地铁建设需要对成本管控行为的机理、规律有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基于激励视角,识别了我国地铁工程成本管控行为激励因素,运用计算实验方法建立模型,设计实验情景,设置实验参数,研究了激励因素对地铁工程成本管控行为的作用机理。实验结果表明：环境、工作、回报、管理因素对地铁工程成本管控行为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环境因素具有调节作用,工作因素具有推动作用,回报因素具有促进作用,管理因素具有引领作用。实验结果可为地铁工程成本管控提供启示与借鉴。     

城市地铁站口零售商业集聚类型划分的探讨--以广州为例

地铁的建设会影响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地铁线对城市经济的影响随着沿线的区位不同而不同。因为地铁站口所处的位置不同，其汇聚人流量的大小有异，因此其吸引的商业的规模、业态等，是有差异的。文章以广州为例，在分析站口的区位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形态、层次结构、业态三个方面对站口附近的地面零售商业集聚进行类型划分的探讨。     

交通住房政策效应与生产和人口的过度集中

通过构建资本与人口流动模型,本文研究发现,在存在大量失业人员的条件下,政府出台改善大城市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者对大城市的倾斜性投资政策,将促使大城市生产和人口进一步集中,交通成本和住房价格进一步上升,而厂商和工人的福利并没有改善,即改善交通住房条件的单一政策或倾斜性投资政策具有无效性。这种政策可能导致虚假繁荣,即GDP上升,但大量社会产出被交通住房成本的进一步上升所抵消,除土地所有者外,绝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没有改变。为避免交通住房等政策的无效性,应当采取多种其它政策相配合。     

Search, migration, and urban land use: The case of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We develop a search-matching model with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an explicit land market. Wages, job creation, urban housing prices are endogenous and we characterize the steady-state equilibrium. We then consider three different policies: a transportation policy that improves th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in the city, an entry-cost policy that encourages investment in the city and a restricting-migration policy that imposes some costs on migrants. We show that all these policies can increase urban employment but the transportation policy has much more drastic effects. This is because a decrease in commuting costs has both a direct positive effect on land rents, which discourages migrants to move to the city, and a direct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wages, which reduces job creation and thus migration. When these two effects are combined with search friction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and and the labor markets have amplifying positive effects on urban employment. Thus, improving th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cities can increase urban employment despite the induced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s.     

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

基于地区高铁通勤时间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面板门槛模型（PTR）实证检验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且研发人员流动的直接效应更显著;时空压缩下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因创新资源集聚程度和能力水平较高,更易从中获益,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其研发要素流动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偏弱;研发人员流动、财政科技支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化水平4种调节因素均表现出门槛特征,且呈现出梯度式增强。     

Stress that Doesn't Pay: The Commuting Paradox*

People spend a lot of time commuting and often find it a burden. According to standard economics, the burden of commuting is chosen when compensated either on the labor or on the housing market so that individuals' utility is equalized. However, in a direct test of this strong notion of equilibrium with panel data, we find that people with longer commuting time report systematically lower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result is robust with regard to a number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We mention several possibilities of an extended model of human behavior able to explain this “commuting paradox”.     

1990年代中国城际铁路集装箱运输网络空间演变

货流联系是城市相互作用的重要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消费社会的转型,我国在1990年代的高附加值产品的运输显著增强.尤其集装箱运输这一高附加值的运输方式,在空间分布上发生了重要的演变.文章针对1991年和2000年200个左右城市间的集装箱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距离衰减规律、首位联系模型等对中国城际铁路集装箱流进行了透视,发现1990年代各区的集装箱流变化趋势不同,但总体上发生了分散化的演变.本文还进一步对此做出了分析.     

居家养老型住宅改造与设计研究

完善养老保障模式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老年人居家养老对居住条件以及居家养老型住宅有一定的要求，如地面的平坦型和防滑性，房屋的合理布局等。同时，老年人对住宅的位置及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需求，则由于收入的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如何加强住房公积金内部控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促进房地产事业的发展、个人住房保障、个人住房消费、改善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住房公积金作为职工个人的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从业务控制、岗位设置与授权审批、内部审批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加强住房公积金内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