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A股公司高管辞职公告的股价效应研究

近两年来上市公司高管变动现象越来越频繁,而高管辞职可能导致中小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经营收益和稳定性产生动摇并改变投资行为,本文通过选取上证A股中2011年的发生高管变动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标准事件研究法对131家发生高管变动的公司超额收益率进行统计研究,证实了高管离职具有负的公告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该公司股票收益率的异常下降,影响时间段为[0,4]天,累计超额收益率达到-4.912%     

上市公司高管违规短线交易行为研究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含董事、监事和高层管理者)的短线交易行为进行了研究:(1)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能获得超额收益吗?(2)不同职位的高管获得的收益具有差别吗?(3)高管为短线交易行为提出的辩解理由是真实的吗?基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数据,本文的经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上市公司高管的短线交易行为能获得超额收益;尤其是监事的短线交易行为更多、"择时"能力更强;未说明原因的短线交易行为(即默认故意实施的短线交易)与"对相关规定不了解"这两种具有主观意图的短线交易都能获得超额收益,而"误操作"导致的短线交易平均而言未能获得超额收益,这意味着高管提出的辩解理由整体而言是真实的。     

高管减持如何影响投资者预期?——基于超额融券的经验证据

随着我国融资融券业务逐步扩容,投资者向证券公司融券卖出的卖空交易成为市场消化负面信息的重要机制。本文以高管减持事件窗口期的超额融券量为研究对象,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我国企业高管减持所任职公司股票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估计期,高管减持窗口期超额融券量显著增长,并且减持比例越高或者减持金额越大,超额融券量越高,表明高管减持显著降低了外部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价值预期。进一步研究显示,良好的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高管减持对超额融券量的正向影响。本文用超额融券量直观地度量投资者预期变化,丰富和发展了高管减持经济后果的研究,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减持行为及监管部门完善相关监管规定具有启示意义。     

货币薪酬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和股东利益一致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考察了高管货币薪酬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隐性关系和可能的显性关系,估计了高管货币薪酬和用股东财富增长衡量的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关系。从制度背景来看,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主要取决于会计业绩指标;但研究也表明,薪酬机制仍然使高管和股东利益更趋一致,而且股票收益率独立地影响货币薪酬。从薪酬业绩敏感性来看,虽然高管薪酬独立于业绩的增长,但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1000元或者全体股东财富增加9000元,仍会导致高管薪酬平均增加近10元。解决这种低敏感性的途径是加强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问题研究——基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

高管超额薪酬现象是当前世界各国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从董事会性别构成的视角,结合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监督,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抑制高管超额薪酬的问题。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女性董事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然而,这种抑制作用仅局限于管理者权力较弱的治理环境,当管理者权力较强时,这种抑制作用完全消失。     

高管变更、审计师忙碌程度与审计费用

本文以200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探讨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其审计费用更高，由忙碌程度高的审计师进行审计会进一步加强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变更会导致战略调整程度和审计投入的增加而使得审计费用增加；异质性检验表明，在公司规模较大的样本中，高管变更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为上市公司、审计师和相关部门关于公司高管变更审计与监管提供了决策参考。     

兼任高管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高管直接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其同时也在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处任职时(即‘兼任高管’)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通过分析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9年的数据,本文发现存在兼任高管的上市公司,公司价值显著较低。进一步研究显示,尽管存在兼任高管的公司,总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显著更高,但同时从事了规模更大、频率更高的与担保相关的关联交易,并且发生信息披露违规的可能性也更高。这些结果意味着,尽管兼任高管可以加强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但在新兴市场中,这种行为方便了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最终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

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市场反应的研究就是要探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率的影响。选取2006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公布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市场反应。结果表明,市场对于股权激励的反应是积极的,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上市公司价值和投资者利益的提升,市场反应显著。     

制度背景、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来自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3年沪市 A 股制造业为样本,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成正常、超额两部分,研究发现：以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为代表的制度背景与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会显著损害企业绩效,而正常在职消费则能显著提升公司业绩,证明调和在职消费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前约束中国上市公司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力量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外在政治因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并未能产生明显的作用。     

政府补助、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

本文以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数据为样本,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分行业的机制检验方法验证政府补助引致管理层权力扩张,进而增加高管超额薪酬的机理。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高管超额薪酬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权力对政府补助之于高管超额薪酬具有中介效应,相较于管制行业,政府补助非管制行业所带来的管理层权力扩张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央企管理层权力的关系不显著,政府补助引致地方国有企业管理层获得更多的超额薪酬,东部地区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西部地区,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获得超额薪酬低于中小规模企业。最后对政府补助下管理层权力的治理提出相应的建议。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国企高管超额薪酬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为公利”还是“解私忧”?

基于代理理论,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依据社会责任披露意愿和质量的相关数据,考量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正相关;高管薪酬超过契约参照点的程度越高,超额薪酬对自愿披露社会责任质量的影响程度就越高,会导致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升高的经济后果,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鉴于此,可为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的“薪酬辩护”动机提供证据。     

两类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差异影响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08数据检验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08年数据检验两类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1)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利得(损失)与高管薪酬变动显著正相关(不相关),存在"重奖轻罚"现象;(2)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也对高管薪酬的变动产生影响,同样存在"重奖轻罚";(3)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对高管薪酬变动的影响显著大于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契约未能恰当利用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均源于金融资产但列报不同的两类公允价值,对高管薪酬具有差异影响。该结论支持了高管可能基于薪酬原因操纵金融资产分类的观点,并为我国2009年利润表朝向综合收益的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支持。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10~2012年我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引入期高管薪酬更多地考虑净资产收益率,增长期公司营运能力的指标是高管薪酬制定时的影响因素,成熟期公司更偏好股票收益及股票价格,而淘汰衰退期,成本费用的控制成为重点,会对高管薪酬的制定产生影响但是关系并不显著。     

IPO首日超额收益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2000年至2012年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IPO首日的超额收益率进行了总体分析,发现沪市新股IPO首日超额收益率均值水平高达109.7%。明显高于纽约、香港和新加坡证券市场。基于沪市的高超额收益率水平及属性结构特征,本文从公司自身因素、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三个层面构建了IPO首日超额收益率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IPO首日超额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规模因子、上市市场成熟度因子和收益性因子对新股首日收盘收益率起负向影响作用,而上市公司成长能力因子则起正向影响作用;保荐制审核方式比通道制方式下的新股首日超额收益率小,网下询价、网上定价发行方式则比其他发行方式首日收盘收益率大。     

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交互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公司高管变动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关系以及战略决策与实施,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扮演着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号的角色,当高管不能够满足其契约诉求时则面临着较高的被变更风险。本文将高管变更区分为非常规变更和常规变更两类,考察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上市公司中不同类型高管变更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国企中,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显著负向影响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对当期高管变更影响不显著;非国企中,当期两类高管变更均对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产生负向影响,而当期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低会导致当期非常规高管变更。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高管变更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腐败对经营业绩的危害及鉴证研究

选取2013~2014年发生高管腐败的49家上市公司作为相关样本和未发生高管腐败的49家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运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高管腐败对经营业绩有显著危害。CEO 权力强度、股权分散性、股权流动性与高管腐败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腐败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与高管腐败低度正相关,股权集中度、监事会规模、CEO 相对薪酬与高管腐败低度负相关。     

公司高管离婚对股价有影响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6年1月1日～2018年1月31日期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30起高管离婚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分析高管离婚事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离婚事件对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场产生显著的短期负向影响;上市公司高管的权力越大,高管离婚引发的投资者负面的市场反应越大;高管离婚事件中涉及的股权分割比例对其婚变引发的负向市场反应没有显著影响。本文最后从公司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以中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10²012年我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指标的关系。结果表明,引入期高管薪酬更多地考虑净资产收益率,增长期公司营运能力的指标是高管薪酬制定时的影响因素,成熟期公司更偏好股票收益及股票价格,而淘汰衰退期,成本费用的控制成为重点,会对高管薪酬的制定产生影响但是关系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