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终极控制权与现金分红研究——基于上证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近年来受到资本市场上各类投资者、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本文利用Tobit模型对我国上证A股上市公司2009-2012年分红状况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与公司现金分红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说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并非越高越好,而是应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现金分红水平无关,高管更看重公司的长远发展.     

融资租赁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租赁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融资来源之一,但其经济效应仍未得到深刻理解。本文手工收集2010~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数据,考察租赁对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租赁显著提高了承租人公司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租赁对于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作用在规模较小、融资约束程度较低、实际税率较低、非国有的公司更强;租赁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具体体现在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经营集中度。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租赁微观经济后果的认识与理解,对如何有效利用租赁优化上市公司融资安排、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功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公司税收规避、税率持续性与股票收益波动率

从税率平稳性角度看,避税活动是否会增加税率波动性进而给企业带来高风险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从动态视角研究发现,避税是一种策略性行为,低实际税率的企业相比高实际税率的企业,其税率在长时期内能够保持平稳。此外,避税活动并不一定会带来未来税率和股票收益的波动性。这说明公司通常采用持续、稳定的税收策略,不会带来公司风险的激增。进一步研究发现：节税率的波动性与公司未来股票收益波动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即当避税引起税率波动较大时,会带来公司股票收益风险的增加。     

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选择之研究

现金分红是公司履行对股东回报义务的重要手段,然而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较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实施现金分红。且传统型行业的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比例更高。本文研究的是从投资者回报角度来分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动机,并以电力行业为样本,分析传统型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经营业绩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如何选择实施现金分红。     

非执行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执行董事的视角考察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能够约束管理层的负面消息管理行为,预防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但是当公司管理层权力更大、股权集中度更高时,非执行董事在预防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中的积极作用会相对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存在替代效应,表现为在没有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及分析师关注程度更低的公司中,非执行董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预防效应更强。     

继任审计师关注前任审计师的声誉吗?——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本文讨论了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对公司更换审计师以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影响。我们发现,四大对国内非四大转过来的新客户更加谨慎。这些客户在接受四大审计的第一年,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显著低于四大所审计的其他公司,包括从其他四大转来的公司。这说明,四大已经在客观上提高了前非四大客户的审计风险。但是对于非四大而言,则没有这种差异,无论新客户的前任审计师是四大还是非四大,其所审客户的整体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水平没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国内事务所对前任事务所审计风险的敏感度低于四大。     

金融创新、审计质量与银行风险承受——来自我国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金融创新会提高银行风险,而高质量审计能有效抑制银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我国上市银行与非上市城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研究审计质量对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呈正比,即银行金融创新程度越高,其承受的风险越大;相比于"非四大"审计,国际"四大"审计对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抑制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事务所而言,排名靠前的"十大"其抑制效应弱于"非十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对控制银行金融创新风险的重要性,从而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提高事务所审计质量提供了新的证据。     

税率锚定效应与企业投资决策

已有文献证实了高管过度自信等非理性因素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但尚未有文献研究锚定心理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税收政策连续性不足会使得企业实际税率充满不确定性,高管在预测未来实际税率时很可能会非理性地锚定当期的高税率,进而产生税率锚定行为。本文研究这种非理性的税率锚定行为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投资决策中存在显著的税率锚定行为,对高税率的锚定显著降低了企业未来的投资支出,且内在锚效应(纵向对比)强于外在锚效应(横向对比)。进一步地,我们发现经验更丰富的高管有助于缓解投资中的税率锚定效应,但更大的税率波动性加剧了这种效应,最终降低了公司业绩和价值。本文研究表明,控制投资中的税率锚定行为,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价值,同时也表明保持宏观税收政策连续性有利于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研究——基于双阶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运用双阶差分模型探究了并购与新建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从事后的视角探究该非对称性是否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于新建投资,并购增加了收购方会计利润应税所得差异,且实质性地降低了其所得税实际有效税率,这表明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存在理论预期的非对称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改变企业会计利润应税所得差异以及会计利润应税所得操纵程度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事后的视角来看,企业很可能为了获取更大程度的公司避税效应而选择并购行为。     

投资职能对保险公司风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手动收集的2009-2014年中国50家产险公司和57家寿险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区分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从多个维度考察了保险公司的投资职能对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产险公司开展投资业务提高了偿付能力水平,对破产概率和流动性没有造成冲击;寿险公司开展投资业务提高了破产概率并加剧了退保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降低保险业风险的政策启示:对于产险公司,可以适度鼓励发展投资业务,提高收益进而降低风险;对于寿险公司,则需要抑制激进投资和投资型产品发展过热的倾向。     

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代理成本还是风险规避?

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的关系的解释有代理成本假说和风险规避假说。代理成本假说认为高管持股可以降低代理冲突,提高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当高管持股比例超过某一临界点时,壕沟效应出现,降低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规避假说则认为高管持股使高管的人力资本集中于某个公司,财富分散程度降低,加重了管理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呈倒"U"形关系,这种倒"U"形关系只存在于产品市场竞争高组,这两个发现支持了代理成本假说;用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代理成本越高,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进一步验证了代理成本假说。本文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股权激励影响风险承担的逻辑,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文献,对中国企业的激励契约的设计、经济增长和潜在风险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     

国家产业政策、地方政府行为与实际税率——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引致重点扶持行业资本回报率增加,使得地方政府面临降税引资和增税增收的权衡;此时,地方政府将会降低产业政策重点鼓励行业的实际税率。借助国家“五年规划”重点行业的划分度量国家产业政策,我们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策鼓励显著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并且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实际税率下降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这可能是通过降低对鼓励行业的征税努力的方式实现的。分企业类型研究发现,实际税率的降低主要存在于私营企业而非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在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以及产业、财政政策协调有重要意义。     

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与公司审计费用

本文以我国2014-2021年在沪深A股上市的非国有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基于审计风险的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使用有限合伙协议架构显著增加了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其作用机制在于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增加了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提高了经营风险，这增加了审计风险，进而导致公司审计费用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内外部治理水平低、两权分离程度高、实际控制人担任经理人、客户集中度高、外部竞争更激烈的企业中，有限合伙协议架构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的经济后果、控制权设计与审计费用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上则为审计师、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更深刻地认识有限合伙协议架构的重要影响提供了借鉴。     

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对投资的激励效果——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4～200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将所得税改革影响嵌入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资本成本)中,对资本成本变化及其与投资额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检验2008年所得税改革是否促进了企业投资.结果发现,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确实降低了公司的投资成本.按改革前后税率变化方向将样本分为两个组并做进一步统计分析发现:所得税税率上升的企业,资本成本上升,并导致企业投资额下降;所得税税率下降的企业,资本成本明显降低,但资本成本的下降并没有对投资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盈余管理与所得税支付：基于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研究

公司在进行盈余管理时,往往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为了摆脱该困境,公司有动机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成本。本文通过考察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证实了该假设。我们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本文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税负成本的行为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而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该特征。另外,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长期应计项目规避所得税负。但我们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平均每1元操纵利润中,只有1．8分的操纵利润可以规避所得税成本,这或许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为了避免引起资本市场或税务当局的怀疑,而为其大部分利润操纵支付了所得税成本。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高税率公司存在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掼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我们的样本公司中,平均而言,所得税税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占资产的比例将增加0．029％;适用33％税率的公司与适用15％优惠税率的公司相比,为此所规避的所得税成本平均高达330万元。     

企业负债率、研发投资强度与企业价值

选取2003—201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R＆D数据,研究R＆D投入与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相关性和R＆D投入与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关联性。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负债率越高,其研发投入越少,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所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更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公司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因企业负债水平的高低而不同。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RDI＊D负债水平交叉项后发现,相对于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负债水平较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公司价值的正向影响是减弱的,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种减弱效应更为显著。     

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

既有文献较少从银行视角关注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银行更有能力解读年度风险信息,银行利益也更直接受到年报风险信息的影响,银行贷款利率更能体现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本文基于2008-2017年单笔银行贷款利率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说明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更符合趋同观假说。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进而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即信息质量和风险是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影响银行贷款利率的不完全中介。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年报风险信息披露与银行贷款利率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紧缩组、非国有企业组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组。本文首次研究银行贷款利率与年报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有助于丰富风险信息披露文献和银行贷款文献。     

“6·19”汇改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滚动回归和岭回归法,对“619”汇改后2010年7月至2019年3月这一期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暴露水平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熊市和“811”汇改大幅降低了外汇风险暴露水平;外汇风险暴露水平对未预期到的汇率变动具有明显时变性和非对称性;制造业各子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水平差别较大,竞争力弱和国际化程度高的行业外汇风险暴露较高;公司规模、账面市值比、资产负债率对制造业整体外汇风险暴露水平影响不明显,但规模、账面市值比在各子行业中表现差别较大。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沪深两市2014—201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可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而且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此外,研究发现这一关系通过"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降低总代理成本和第一类代理成本—股价崩盘风险水平降低"的路径来实现.最后,研究发现当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和融资约束较高时,党组织参与董事会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向关系更加显著.此外,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具有替代效应,而与分析师关注度和企业所在地市场化水平等治理因素具有互补效应.研究为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说明了我国资本市场这一特色体制的有效性.     

中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52家商业银行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作为数据来源,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集中型股权结构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绩效ROA、ROE,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但对EVA没有显著影响.职工监事数量的增加明显提高银行绩效,降低风险,提高了银行效率.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ROA和ROE产生了正向影响,但董事会规模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制度对银行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