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股权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分析——以W公司为例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愈加突显，企业管理者对其自身股权的治理结构模式也更加重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因股权纷争而在经营中产生一系列矛盾，造成决策效率低、执行效果差等问题，进而影响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以W公司为例，分析了其股权多元化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并就当前公司治理中多元股权结构的几种类型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以供参考借鉴。     

新时期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体系研究

一、前言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根基所在,随着新时期社会市场变革以及企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对人才资源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现代企业,绩效管理体系已经成为企业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水平,要不断深入发挥绩效管理对员工的激励作用,全面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健康中国战略视角下急救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研究——以南京市AED设施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国在2035年的总体目标之一为建成健康中国，合理的公共医疗设施配置对贯彻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全民身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大约每2000多人里有一个人因心脏疾病发生死亡。降低心脏性猝死发生率的方法除了心血管手术等措施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公共场所配置AED （公众体外除颤仪）。文章结合POI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可达性分析等空间统计方法，对南京市AED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人口、相关设施点布局的关系进行探究。结论如下：（1）AED设施在秦淮、玄武和鼓楼区等中心区呈现高密度和“高—高”集聚分布特征；在高淳、溧水和六合区等边缘区呈现低密度和“低—低”集聚的分布特征；（2）AED配备情况满足其人口数量需求特征的街道数量占全市街道总量的2/3以上；（3）通过对住房与公共设施这两类设施点对AED的可达性分析发现，大部分设施点对AED的可达性较低，远远低于目前医学界规定标准。基于此，文章分析了导致南京市AED配置现状的原因，并且提出了改进建议。     

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研究

近年来，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呈爆发式增长，商誉“爆雷”事件也层出不穷，而无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特征是否是形成超额商誉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基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实际控制人与超额商誉显著正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股权制衡度较低、管理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处于较低的法治水平的企业中，无实际控制人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强化并购动机、提供寻租机会和操纵并购权力产生更多的超额商誉。     

公司治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

为了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与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文章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检验公司治理水平、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与股价同步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越能有效降低股价同步性；高管机会主义减持会加剧股价同步性；当发生高管机会主义减持时，公司治理水平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会被弱化。文章不仅补充与拓展了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股价同步性研究，为企业层面抑制股价同步性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管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多主体协同联动下财会监督体系的角色定位与路径实现——基于ESG信息监督的视角

财会监督作为完善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财政资源有效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旨在从ESG信息监督的视角探讨在多主体协同联动下，财会监督体系的角色定位与路径实现。从财政部门、行业协会、外部审计机构、监管机构、专业协会、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个参与主体出发，分析各主体在ESG信息监督中的角色及其实现路径，以期为财会监督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建议。     

"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

本文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等问题,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的思考.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内涵和外延做了初步的界定,指出了既往"经史合一"和"经史分离"的研究路径各自的长处和不足,而后以个人的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为基础,展示了"纳史入经""以史解经"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本文强调了"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居民杠杆率的发展风险、国际比较与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并呈现出与国际趋势背离、风险不对称、居民储蓄率下降、债务过度扩张等风险特征.从居民杠杆率的发展肇因看,可归于中长期消费贷款领域的货币政策宽松促使房地产贷款过热,以及短期消费贷款领域的金融科技驱动消费金融机构的野蛮生长.通过采用法律金融学理论,重点分析不同法系下居民杠杆率的发展演进,充分借鉴海洋法系(以美国为代表)与大陆法系(以日本为代表)的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经验,结合我国居民部门的风险境况,提出我国防范居民杠杆率高企的风险治理路径.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双边投资协定旨在为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作用,在双边国际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18年140个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意愿并购,并提升了并购成功数量.(2)在动态效应上,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且促进幅度逐步提升.(3)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更为显著,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4)拓展性检验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质量对中国海外并购具有显著促进效应.(5)内在机制检验发现,通过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进行分解和量化后,"投资定义与范畴""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影响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海外并购的关键性条款.文章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