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选取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和声誉效应，即通过提高企业的外部监督和声誉水平，进而抑制其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信息环境越差，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抑制作用越为明显。研究基于企业ESG表现这一非财务指标，扩展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肯定了良好的ESG表现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对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投资、棘轮效应与宏观经济波动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带有偶然性约束的DSGE模型,研究了逆周期政府投资调节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投资的逆周期调节对于稳定产出具有积极作用;第二,由于向下刚性特征的存在,政府投资的扩张产生了棘轮效应,这可能导致政府债务攀升和对民间投资的抑制,进而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第三,政府越重视产出水平,公共品投资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就越强,当经济遭遇负向冲击后,棘轮效应越显著;第四,相比于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品投资,减税政策和跨周期投资调节政策不仅缓解了政府投资的棘轮效应,对于稳定经济波动也具有更好的政策效果。据此,本文从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强减税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完善跨周期政策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多层次资本市场跨层次资源配置功能研究——来自中国主板和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分析多层次资本市场跨层次资源配置功能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上层同群公司股价和同层同群公司股价对创业板公司研发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的研发投资水平和上层同群公司股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强于和同层同群公司股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上层同群公司股价主要表现出“机会假说”效应，而同层同群公司股价则同时表现出“机会假说”效应和“竞争假说”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股价信息含量、行业竞争程度、管理者过度自信以及声誉构建动机都会影响公司研发投资水平对同层同群公司股价和上层同群公司股价的敏感性。本文对于更好地设计和改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时空异质性效应研究

基于时空异质性视角,依据省级面板数据,考量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时空异质性,由于存在多重效应叠加,在全国层面统计上不显著.中西部地区表现为抑制作用,东部地区表现出促进作用,且在考虑了阶段差异和空间因素后依然显著;人口老龄化对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表现出阶段异质性,在创新水平较低时影响不显著,但随着创新水平的提升逐步增强;老龄化的技术创新效应强度在不同维度下差异显著,在经济维度下作用更为明显.     

企业ESG表现、机构持股意愿与股价崩盘风险

随着ESG理念逐渐影响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已将企业ESG表现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企业ESG表现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将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ESG评级、财务信息和股价风险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机构持股意愿以及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影响逻辑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越好，其股价崩盘风险越小；机构持股意愿越强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具有抑制作用；机构投资者对ESG表现好的企业存在一定的偏好，将其纳入投资组合，进一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地，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ESG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和非制造业中表现更强，这一研究结果对企业和机构投资者践行ESG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维护股票市场稳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共同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践行ESG理念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共同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者，能对企业管理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企业ESG表现。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但其退出威胁并没有对企业ESG表现产生显著作用；进一步，对于融资约束较高和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共同机构投资者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但只有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才能产生治理协同效应。本文结论不仅可以为企业制定ESG投资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把薪助火"抑或"遇事掣肘"?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以中国式分权体制为逻辑起点的研究框架,阐明了由分权导致的税收竞争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空间计量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作用效果、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税收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不仅存在一个先缓解后加剧的U型曲线关系,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其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表现为加剧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中东部地区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均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西部地区与之相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税收竞争、税收努力以及预算软约束的调节作用下,税收竞争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具有"阶梯式"下降非线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本回报率——来自新口径债务数据和三重机制检验的经验证据

资本回报率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匹配2006-2015年地级市层面的新口径债务数据和资本回报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地区异质性表现,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开展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我国宏观资本回报率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第二,地方公共债务的扩张通过降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提高房地产业投资占比和挤出企业投资产生影响;第三,上述负面影响在非城市群、非大中城市和土地融资依赖度更高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以上结论为深化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未来应注重债务资金的绩效管理和使用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FDI的资本效应:促进抑或挤出?

服务业FDI既可以通过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促进服务业国内投资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市场攫取效应挤占内资服务企业国内投资机会,破坏服务业国内资本形成。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层面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国内资本的形成,对服务业国内资本增加具有促进效应;从细分服务行业层面看,流入不同服务业行业的FDI对行业国内资本具有不同影响,因此针对不同的服务行业采取差别化的引资策略意义重大。     

服务业FDI的资本效应:促进抑或挤出?北大核心

服务业FDI既可以通过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促进服务业国内投资的增加,也可以通过市场攫取效应挤占内资服务企业国内投资机会,破坏服务业国内资本形成。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层面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服务业国内资本的形成,对服务业国内资本增加具有促进效应;从细分服务行业层面看,流入不同服务业行业的FDI对行业国内资本具有不同影响,因此针对不同的服务行业采取差别化的引资策略意义重大。     

中国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构建VEC模型和虚拟变量模型,对中国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长期中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但短期中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理想,不同时期的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尽相同,财政政策转变影响了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完善中国政府公共投资,应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着眼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激励效应,以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     

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我们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判断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都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及金融市场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都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具体来说。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正逐渐由弱变强。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影响上。同时，从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产生机制来看，中国股票市场既有直接财富效应，也有间接财富效应。从基于2001年和2007年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进行有效改革前的2001年。间接财富效应非常不明显。而到了2007年。间接财富效应则比较明显。从基于季度数据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促进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具有较大的改善作用。股票市场投资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的影响上。而且股票市场对投资的影响具有方向性。对房地产投资不具有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从微观层面来看，股票市场的波动会影响企业家的信心，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股票市场波动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中国股市影响投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不明显。综合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可以判断，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已越来越显著。由此我们认为。股票价格应当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风向标，用以帮助中央银行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政府规模扩张的资源错配效应：理论和实证——基于我国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门槛分析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过程。基于我国1980年-202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扩张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当人均GDP小于门槛值时，政府扩张的资本错配效应相对较小，当人均GDP大于门槛值时，政府扩张的资本错配效应急剧放大。但是，政府扩张促进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而且这种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新时代，我国需要优化资本在空间区域、行业领域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之间的配置，着力解决资本流动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资本市场开放与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还是“满而不溢”？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中频繁出现的商誉“暴雷”异象引发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以2010-2020年的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基于PSM-DID模型探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商誉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以及强化高管自信程度加剧企业的商誉溢价；另一方面，其引入的境外投资者会优化企业的经营治理，能够遏制公司的商誉减值风险。同时，产业内竞争强度不但削弱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超额商誉的促进效应，也弱化了资本市场开放对商誉减值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境外资本在低信息透明环境与国有企业中对超额商誉的影响更为强烈，而在高信息透明环境与民营企业中对商誉减值施加了更强约束。本文的研究揭示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商誉的影响可能具有两面性，若高管在境外资本的“怂恿”下盲目并购扩张容易导致商誉泡沫“一触即破”，而只有在充分发挥其治理改善效果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到“满而不溢”。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分析

营业准入制度的国别效应是指国际资本、跨国投资、国际产业分工和全球贸易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营业准入制度设计、调整和变化的反应程度.以国际资本的流动为例,从静态来分析,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的资本挤出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的资本集聚效应;从动态来分析,则表现为营业准入限制国因制度调整而创造的投资洼地效应和营业准入开放国因制度供给过剩而产生的资本溢出效应.对欠发达国家和营业准入限制国来说,适度地对其营业准入制度进行有效的调整,选择自由、开放型营业准入制度,可以解决营业准入方面的制度不公和制度供给不足问题,进而以营业准入制度优势来换取国家竞争优势.     

异质性投资视角下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构建了基于投资者异质性的资产价格调整模型,通过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股票市场收益率、房地产市场收益率和人民币汇率建立TVTP-MS-VAR模型,研究了短期资本流动与资产价格的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国际资本在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存在显著的区制差异,而在房地产市场仅具有基本面投资特征。以基本面投资为主的短期资本流入将抑制股票市场的上涨或下跌,发挥着金融"缓冲器"作用,而以技术投资为主的短期资本流入将加剧股票市场的上涨或下跌,发挥着金融"加速器"作用。无论短期国际资本是基本面投资资本还,是技术投资资本,股票价格对房地产价格均具有较强的财富效应;短期国际资本性质差异导致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具有区制差异。短期国际资本在基本面投资和技术投资之间的转换极其频繁,且基本面投资的持续时间长于技术投资。以技术投资为主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资产价格对冲击的响应时间滞后于以基本面投资为主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与资产价格对冲击的响应时间。     

企业家精神会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效应吗?

本文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及97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国的企业家精神越强,则越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由资本账户开放引起的金融风险;反之,一国企业家精神越弱,则开放资本账户越有可能加剧一国面临的金融风险。以上结论在不同的稳健性检验下均显著成立。基于这一发现,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影响资本账户开放风险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将资本账户开放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相结合,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同时表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内生增长理论对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解释——来自中国1952—2011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分析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Barro（1990）提出的框架,但采用Arrowand Kutz（1970）提出的方法,将公共投资通过直接资本形成增加资本存量,形成内生经济增长,并采用Ramsey-Cass-Koopmans（1965）模型的基本假设,利用1952—2011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及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效应,但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微弱,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较大。同时还验证了政府物质资本投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而政府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且影响滞后并持久,教育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期渗透的。     

市场会惩罚“门口的野蛮人”吗?——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中的风投声誉受损研究

风险投资与创始人的控制权之争在资本市场上屡有发生，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事件对创始人及企业的影响，鲜有关注对风险投资的影响。借助赛富亚洲涉及的雷士照明控制权争夺案例，本文立足投资机构及其投资的关联企业两个层面，考察风险投资声誉受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控制权之争严重损害了赛富亚洲的市场声誉，影响其募资、投资和退出表现，其募集和管理的基金规模、投资事件的数量和金额、成功IPO的数量均呈下滑趋势，表明风险投资声誉具有约束效应。(2)声誉的约束效应是可逆的，当市场意识到风险投资机构被误解而声誉恢复时，前述不利后果得到缓解。(3)针对赛富亚洲声誉的受损及恢复，其投资的关联企业分别表现出负面和正面的市场反应，表明风险投资声誉具有“溢出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风险投资声誉的约束效应，不仅丰富了我国制度背景下风险投资声誉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风险投资机构的健康发展、自我约束及监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投资者情绪、企业投资行为与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文章实证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而与投资不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的冲击对企业当前和未来绩效的影响表现为"正向影响——负向影响——逐渐消退"的过程。这意味着,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情绪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恶化效应"与"校正效应"的两面性,而其"总体效应"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深入理解投资者情绪影响对企业投资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反思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