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信贷、杠杆率与经济增长：150年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分析了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信贷本质上是借助实体经济活动促进增长,若出现错误配置.过多的信贷将不能带来更快的增长。本文通过对美英日德等发达经济体150年来的杠杆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杠杆率具有长周期特征,大致呈现三四十年的变化周期。中国改革开放40年至今,宏观杠杆率基本处在一个周期的峰值附近,因此,去杠杆成为必然之选。在政策层面,中国去杠杆过程需稳中求进,要将强制性的市场出清作为去杠杆的前提.警惕強调宽松环境下的去杠杆,故总体上需保持偏紧的货币环境。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挤出消费了么?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认为,近几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消费出现降级,导致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并挤出了居民消费。不过,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该论断未考虑到日益增长的居民服务消费,忽视了消费升级现象和无法解释美日危机前消费增速持续高位等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房价持续上升时期居民家庭杠杆率提升,对消费的拉动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会促进消费;二是经验表明宏观层面居民总杠杆率处于合理区间,居民加杠杆和消费增长就会始终存在;三是我国居民实际杠杆率目前不高,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因此,当前的工作重点不是降低居民总杠杆率,而是应重点防范低收入人群的结构性加杠杆风险。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吗？——基于不同杠杆环境的比较

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货币政策如何更好地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双重目标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高杠杆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状态依存的局部投影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常时期与高杠杆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显著不同。正常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宽松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扩张并保证宏观杠杆率稳定,从而兼顾“稳增长”与“稳杠杆”。在高杠杆时期,宽松货币政策的“稳增长”效果显著弱于正常时期,而且还会推高宏观杠杆率,从而也难以实现“稳杠杆”目标。原因在于,高杠杆下更多的负债主体因偿债压力陷入“借新还旧”状态中,阻塞了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降低了政策调控效率。     

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

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在精准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去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而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准确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可行思路。本文根据修正MM理论和权衡理论,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优质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对普通企业具有稳杠杆效应,而对劣质企业具有去杠杆作用。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稳步推动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企业应提高发展质量,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不一样的杠杆——从国际比较看杠杆上升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本文以次贷危机前美欧国家的杠杆率上升为参照,比较了中国2009-2016年期间中国杠杆率上升的现象、构成、原因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高的货币增速、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高储蓄率等旧原因难以解释中国近年来杠杆率的快速上升。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特定背景下,债务扩张带来的真实GDP增速和通胀增速边际效力下降,带来杠杆率上升。应对中国式高杠杆,宏观层面重点是避免通缩,结构层面重点是放松服务业管制、平衡中央和地方关系并推动相关投融资机制改革、以及其他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改革措施避免政府被动加杠杆。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杠杆率变动、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活动——兼论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与研发投资的理论模型,分析得出企业杠杆率变动与投资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低杠杆下,杠杆率的增大会使企业增加固定资产和研发投资的规模。对于财务柔性更强、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杠杆率的提升能够增大此类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即企业开展更多能够提升技术水平的研发活动。进一步研究发现,短期杠杆与商业信用杠杆的提升有助于财务柔性较好的企业提高研发投资占比,而对于发展前景不佳的僵尸企业,长期杠杆和银行杠杆的提升反而会使其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产能过剩问题。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要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入到创新型经济上,给予优质及前景较好的企业一定杠杆率调整空间和自由度,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资金,激励其开展研发活动,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     

结构化去杠杆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为全面掌握我国杠杆情况,剖析杠杆的结构性特征,认清去杠杆的含义,本文构 建宏观分析架构,梳理了去杠杆逻辑,归纳总结了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特征及变化趋势,同 时选取部分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对杠杆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及未来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企业杠杆率与经营绩效之间并不是稳定的相关关系,而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必 要的杠杆支持。去杠杆应结合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成长规律等具体分析、差异施策。     

基于都市圈空间成长的金融地理圈研究

本文在总结和归纳都市圈空间成长的动力和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地理圈的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金融景观的发展过程、演化的动力和路径,认为在我国行政割据较为严重的情况下,金融地理圈与都市圈并未实现和谐发展,同时提出政府应在协调组织、鼓励创新、完善金融系统以及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加以引导.     

论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的构建

在现行的农村金融体制下，大量农村资金外流，农村金融需求受到抑制，资金陷入恶性循环。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支持，构建农村资金的良性循环机制，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     

我国货币供给的致命缺陷:开放式循环

所有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国家,其货币供给基本保持封闭式循环,这样社会货币供应量会基本保持不变,央行可以有效独立地实施宏观调控。而我国的货币供给是开放式的,虽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长此以往,央行将丧失调控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方式应从开放式循环向封闭式循环转变。     

湖北省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与上海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方法,即以上海市为参照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接着分别通过定量和定性两种角度对武汉市和上海市的金融生态环境作出量化的评价并作出对比,其中定性分析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最后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给出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评价结论:相对于上海市,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得分较低,差距很大,改善武汉市金融生态环境刻不容缓。     

中小企业担保圈顺周期风险及其优化

本文以俱乐部理论为研究视角,对山东省J市中小民营企业担保圈的形成、扩张、破裂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经济顺周期掩盖了中小企业担保圈的脆弱性、不对等性以及风险的传染性和系统性。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小企业担保圈应该有限发展,优化其规模、边界和对等性,并辅之以主办银行制度和贷款保证保险制度。     

武汉城市圈发展中的农业基础建设研究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对城市圈整体发展起重要保障作用,而农业基础建设是城市圈农业建设的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分析武汉城市圈农业基础现状,来探讨其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华经济圈的货币合作与汇率协调

两岸三地进行货币合作可进一步扩大区内贸易、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外汇储备.两岸三地在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公共债务、货币供给等方面具有相关性和趋同现象.区内货币汇率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为中华经济圈的货币合作和汇率协调奠定了经济基础.     

担保圈风险成因探析及防范对策

作为近年来大量涌起的一种保证形态-“担保圈”,其风险因担保过度的驱使,在经济逆向波动中表现出某种不可控的放大趋势,演化成一定程度上的区域性风险隐患。本文对担保圈的概念、成因及风险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总结了部分地区化解担保圈风险的经验。最后,从政府、银行、企业、金融管理部门等多方面入手,对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担保圈贷款风险提出了对策建议。     

西方经济学界货币政策规则理论述评

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由来已久,但近期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货币当局都倾向于折衷地进行政策操作,而且,作为货币当局制定政策的基准,规则本身也是相对灵活的,也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当的、系统性的反应.